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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的发展，反而应当有所限制。这种限制，使他可以放慢一些速度来，来迷惑君王，使君王认为它的发展在其可控之内，因而才不会去将其抹杀。因而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初期，一些不伤害其发展，又限制其发展的政策，反而是它的保护伞。
这就是夏鸿升奏请制定商法的意义。
其实，李世民所提出来的三个问题，是根本无解的。
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亦或是权贵利用自己的权力，构建商业帝国，垄断市场；甚至于大权贵就是与大商人，二者集于一身……这些都是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法律有时候也只能相当的无奈和无力。
盖因“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的危险”。
但是，却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只要法律的内容不过度阻碍于商业的发展，剥夺商人的权利；只要国家的力量仍旧大于商人极其联盟的力量；只要国家对于经济的把控仍旧有效；只要对遵从法律的商业行为的促进力度，和对违反法律的商业行为的执行力度都足够大；那么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抑制的。
某特色更加先进之主义，在这方面其实做得就挺不错了。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过多干涉市场但是却保持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做法。
而对于大唐来说，国有经济，就是朝廷的经济，就是朝廷的产业，通俗来说，就是“国有企业”。还有一点要明确，朝廷的产业，绝不等同于皇室的产业。
那么简单来说，夏鸿升要制定出来的这部商法，要围绕着几个关键词来进行。
开商。打开对商业的种种限制，使商业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及方便。
限商。在保证商业发展不受到戕害的前提下，制定出限制措施来，以免商业的发展失控，造成大量的不良结果，而将商业的发展限制在一个积极却又健康的弹性空间内。
国家把控经济命脉。若是由私人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就能控制国家，国家政权最终将成为某些私人的掌中玩物。
宏观调控，规范市场。自由市场存在其固有的无法避免的缺陷，因此需要国家在尊重市场调节的前提下进行，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运用计划、法规、政策、道德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简单一些，通俗点来讲的话，做一个十分不正确不恰当的比喻，将李世民比作是后世的某个团体，然后套用它的一些政策规制，就容易理解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