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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进入小树林前，就立有介绍感怀圃的碑石，岑宇桐来得匆忙，所以没注意到。此时顺着柳承德所指看去，终是明白了“感怀圃”之所以称为“感怀圃”的原因。
原来，这片小树林里的每一棵树，确实都代表一个早逝的生命。而这些早逝生命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不幸夭亡后，又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捐躯。或者是捐献遗体，或者是捐献器官，这些早逝生命以别样的方式延续下去了。
即便是明白了“感怀圃”的内涵，岑宇桐依然觉得难以接受。入土为安，不是中国最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吗？柳承德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似乎猜到岑宇桐在想什么，柳承德抬头望着天空，长叹了一声：“三丫命苦，但是三丫又有幸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小岑记者，我很感谢大家的帮忙，我想……”他说着，老泪纵横，“与其让三丫烂在土里，不如帮帮别人……也算是，算是报答这个社会了！”
岑宇桐的眼泪跟着流了下来：“老柳……你真的好伟大！”
柳承德道：“我不伟大，我是想让这种方式，让人们多记得她一会儿，多记得她一会儿……三丫，我的三丫啊！”压抑的情感一旦释放就再关不住，柳承德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家属有此意愿，京大儿童医院亦是乐见。而经由柳承德同意，关于如何选择三丫最终去处，依然是由岑宇桐拍成新闻，成为他们永恒的记忆。
当天上午，柳承德与桂兰含着眼泪，颤抖地在《志愿捐献遗体器官申请登记表》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
因为三丫是多器官衰竭，主要器官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所以不宜进行器官捐献，而是将遗体捐献给京大儿童医院，为医学专业的课程做出贡献。
在遗体捐献登记签名时，京大儿童医院的院长紧紧地握住柳承德和桂兰的手，表示了深深感谢。
岑宇桐亦是含着泪完成了采访。院长告诉她：“现在许多医学院学生都缺少实际经验，只有一些理论上的知识，很大原因是实验台上可用来解剖的人体很是缺乏，以前是四五个学生共同解剖一具人体，现在则是四五十人共同完成。
“包括我们学校的临床医学院，上课用的遗体，几乎都是捐献的。但实际上还远远不能满足医学研究的需要。遗体捐献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不过在中国起步较晚，有不少人即便是签了遗体捐献登记表，最终还是反悔了，毕竟，我们的传统比较深。
“所以我们对小三丫这样的捐献者充满敬意，并且称‘他们’为‘大体’老师。平常上课时，师生会举行默哀仪式。我们把‘他们’当作老师看待，是因为‘他们’的付出，对医学界、对整个社会都是有意义的。”
至此，整个采访差不多都完成了，只要回到海城，到红十字会做一些补充采访，就可以完成整期《时事》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