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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上，想法会不一样；不同的人处在相似的位置上，决定也会不一样。当危险与机遇并存之时，折彦冲和宗翰往往会选择铤险以求全胜，但赵构却宁可偏安。杨应麒宁可辽南遭受大困厄也要攫取人心，赵构却有江南一隅足以，哪怕大失人望亦能忍得。
对金人和赵构来说，折彦冲和杨应麒都是极大的威胁，可如果将赵构作为对手，虽然折彦冲和宗翰对会对之十分鄙夷，但同时也会大感难以对付。实际上，对金人来说赵构这个存在要比韩世忠、种师道等诸名将难缠得多，老虎对付奔鹿战马容易，但要扑杀老鼠却难。
秦桧正月里出发往见欧阳适，二月中旬便回到了建康。在他回来之前，赵构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图谋汉部后背。事件的肇始，是由杜充上书，责汉部包藏祸心，意图颠覆宋室，请皇帝降旨北伐，规复中原。此疏一起，朝廷大震。
杜充虽上了这道奏请，但此事关系重大，不要说真想偷袭汉部需要绝密，就算到后来决定不偷袭汉部，此事也不能泄露出去，因为一旦泄露，势必引来汉部的敌意，所以这次的廷议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许多和汉部多有牵连的大臣都不得与闻。但即便如此，反对的人仍然极多。
如今汉部在北边与金人正打得火热，在这种情况下抄汉部的后路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群臣中有点良心廉耻的都以为不妥，部分置宋室利益于华夏兴亡之上的也觉得此非良策。但那些早在赵构处得到密令的人却上表附议，赞成杜充的主张。
宰相吕颐浩一开始也不赞成此策，但后来经不住赵构的压力终于屈服。中央命令颁下以后，剩下的便是掌控军权的将领的执行。刘光世、张俊都奉命便行，韩世忠闻言大震，连上两表请赵构三思，最后赵构便不令他北上，而命他镇守维扬，以防欧阳适来袭。而离行在最远的陕西，赵构的敕令反而最先到达——实际上给川陕宣抚张浚的诏书，在廷上诸公还在争吵时就已经发出去了，因为赵构对汉部的整个威胁行动，必须由张浚来挑头。因为这时除了扈从东南的军队以外，旧宋政权所统辖的地方，唯有陕西一境的地方政府拥有能对抗金人、汉部的武力。
当初苗刘之乱平定后，赵构问大功臣张浚以天下计，张浚自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张俊、刘光世从行，这样赵构行在的中央军便能与秦、川首尾相应。这时张浚正得宠信，所以赵构对他的建议十分赞赏，刚好有监登闻检院汪若海也认为：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重川、陕。于是此议遂决。宋政权偱唐代裴度故事，以张浚为川陕宣抚，赵构给张浚便宜黜陟之专断大权，亲自作诏赐之。
张浚到汉中以后，利用宋室的余威逐步掌控川陕大权，易置陕右诸帅，召王庶与谋，徙曲端为明殿学士，移熙州知州张深知利州，充利州路兵马钤辖、安抚使，而以明州观察使刘锡代之。又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卢法原去利州路兵马钤辖，不兼利路，置帅成都。大宋帅臣不兼利路自此始。既而赵哲帅庆，孙渥帅秦，诸路帅臣悉用武人。时吴玠为长官曲端弹劾罢官，张浚爱其才，拔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以其弟吴璘统领亲卫。
在汉宋协议中，对于陕西的归属问题模棱两可。按照协议，凡汉部能规复的北国州县都可“借”为练兵之所，当初陕西在娄室、撒离喝的侵略下所失将半，宗颍对燕云用兵后金军在陕西的兵势不得已撤走，曹广弼也正专注于北方，没有余力经营陕西，所以张浚才能如此从容地掌握了川陕大权。
不过，河东的兵马虽未入陕，但汉部的商人却早已进入。曹广弼在集中军力对付金人之余，也不忘命林翼入陕“筹集粮草”。由于宋汉既是亲家、又是盟军，陕西各方守臣对敢于挑起抗金大旗的汉部印象甚好，娄室更是因为在汉部的压力下才被迫撤走，所以林翼入陕以后颇受当地人的欢迎。
娄室未退走之前，陕西在长安以东以北几乎全是金军的天下，在娄室退走之后、张浚尚未进入之前，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空挡，林翼带着一干经济人才迅速掌控了这片地区的商道，而军政大权则为张浚所得。对于这个结果，林翼大感痛惜，因为他知道在陕西这里没有得到军政大权，商道也没保障。他曾促请曹广弼调种彦崧入陕经营，但曹广弼考虑到现在正和金人开战，如果派兵进入陕西会刺激张浚和陕西本地的士人武人，激化汉宋之间的矛盾，因此没有答应。
林翼也知道曹广弼的难处，便一改之前的想法，不与张浚争权夺利，而是借着筹集粮草的名头大搞舆论：一方面是宣传“华夏扩大会议”关于废除杂税重役的决意，一方面则是高举华夏大旗号召陕西士民响应汉部抗金。
陕西临近西夏，熙宁以来连年用兵，道君皇帝登基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为了应付战争，许多税赋和杂役便都摊派到陕西人头上，厢军百姓负担都极重，所以关于废除杂税重役的呼吁对下层百姓很有吸引力，自长安以东有许多百姓在这种宣传下几乎都将汉部当作救星了。
而在武风强悍又曾惨遭金人蹂躏的陕西呼吁抗金更是容易就得到士林与武将的支持。可以看出，林翼的这套手段是很杨应麒的，河东军分明是没有力量趁机入陕，但在林翼的宣传下却仿佛河东军是为了尊重陕人、尊重大宋而自谦于门外，这更博得了许多陕西士大夫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