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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了李春润牺牲的消息，发誓要为李司令报仇。我和金山好在铁岭、开原、西丰及梅河口一带频频出击，打了不少漂亮仗。可是今年年初以来，日伪军突然对辽北加大了围剿力度。十天前，我们被一万多日伪军包围在了在西丰大青沟，我和金山好商议后，决定分头突围。金山好率部向西，我率部向南。”
“金山好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我虽然拼死突出了重围，可将近500人的队伍，死的死、散的散，现在就剩下60多人了。”梁锡福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忍不住大哭起来……
过了好一阵子，梁锡福接着说道：“从西丰大清沟突围以后，我带着剩下的人一路南下来到清原大孤家兴隆台，在那儿端了伪警察所，然后就到南山城。在南山城休整了一天后，我决定回新宾老家后再作打算。今天上午，我们偷袭湾甸子后，正准备翻过老龙岗，这不就遇上兄弟你了吗。”
那学武听完梁锡福的话，心中十分感慨，他说道：“大哥，自打小鬼子来了以后，咱老百姓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好在有李春润、孙铭宸和你这样的抗日义士，我看早晚能把小鬼子打回东洋老家去！来，为了咱们家乡能有李春润、孙铭宸这样抗日英雄，也为了大哥您，咱哥俩干一杯！”
“干！”
喝干碗中的酒以后，那学武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大哥，您有赵亚洲和王彤轩的消息吗？”
“哎，别提了！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俩总么能……”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两人都放下枪，不干了！”梁锡福无奈地说道。
原来，1932年中秋节后不久，赵亚洲因叛徒告秘，在抚顺被日本宪兵队抓获。为了迫使赵亚洲投降，小鬼子把他全家12口人和全村200多村民都抓了起来，并以“不投降，就杀掉所有人”相要挟。当时，平顶山事件刚过，赵亚洲觉得小鬼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避免日军以其威逼家乡父老，酿成惨案，他只的忍辱向日本人“投降”。但出了“只投降，不做事”的条件，日伪当局认为，赵亚洲“投降”是“中日亲善”的成果，对老百姓有“感召意义”，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赵亚洲“投降”后，他先是把队伍中的骨干和部分好一点的武器，送到了金三好那里，然后，带着20多支残破的步枪向抚顺伪县府“公开缴械”。当时，为了防止赵亚洲“出逃”，日伪当中派特务整天监视他的行动，此后，为了避免再生事端，赵亚洲在十一道街开了一个花生店聊以谋生，直到1968年文革期间去世。
梁锡福接着说，王彤轩的情况与赵亚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932年秋，第六军转移凤城时，王彤轩奉命率第六军三团和部分后勤人员留在了新宾苇子峪，在日伪军秋冬“大讨伐”其间，他率部多次击溃日伪军围剿。李春润部在凤城打散后，他失去了同军部的联系，于是，只好将部队化整为零以避锋芒。
“大讨伐”结束后，日伪获悉王彤轩及其残部活动在通化一带，于是一方面派重兵围剿，另一方面高价悬赏通缉王彤轩。因自幼失去左臂，标记独特，王彤轩无法在老百姓中藏匿，经考虑再三，他决定先假降，然后再想办法。1933年初，他在山城镇主动“投案自首”后，受到于芷山的大加赞赏，被委以通化教育督察之职。
据史料记载，在王彤轩“投案自首”几个月后，敌人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视。1933年4月，王彤轩以出差名义，乘机逃到了关内。在南京，他曾多次找到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希望通过他为东北同胞向政府请命，此间虽曾得到过国民政府承诺，但终未见之行动。愤懑之下，王彤轩投奔到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中，后被马占山聘为顾问。1949年3月，王彤轩因病故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