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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参加会议的人不少，但会上的时间显然并不足以全面审核那十五万字的《新朝法典》，更别说一百几十万字的新朝法典解集附例，张海打算在之后的五天时间里跟柳香一起把这些审核完毕。除了新朝的律法，会议的焦点其次就落在了如今的国库家底上。在张海看来：即便是指传统王朝，一个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王朝的兴衰也主要由两点决定：一是宫廷制度及君主乃至其后代的整体素养，二是财政制度。至于法律？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倡导依法治国也从来没有法治传统的中国，这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是张海想把这个领域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罢了。
新朝曾经承诺“三年免粮”，但这并不包括南直隶与浙江两省的非农业税收，当然也不包括海贸。不过即便如此，按照张海以前的预计：虽然从两京到各地吃了至少五千万两的大户，要供养百万规模的公安军，百万规模的司法系统及其囚徒，还有京师居民的特殊福利待遇，还有体制内各工坊单位的扩充扩编仍然不会很乐观，更别说水利，教育等积极方向的财政投入了。
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峰似乎有些紧张，张海就想起某些古代影视剧里皇帝文大臣国库还有多少两存银，结果如何如何窘迫的传统套路了，于是将语气缓和下来的问道：“出征前的时候我这里就有本帐，知道家底虽厚，但这一年来统治全国各地所需要花费的钱财也多，无所谓，剩多少你就说说看吧。”
李峰回到：“前年的时候我军治安军不超过三十万的规模，范围仅有南直隶与浙江两省外加运河沿岸附近，虽然作战任务需要极大，但是缴获抄掠也颇多。当地治安军或公安军所需费用通常是从抄掠所得中先分出一部分满足年度的驻军所需费用，其余的用于上缴。前年至今年夏天，我们还丧失了北方的不少地方，虽然在西面和南面有所扩展，但总体上大致维持的公安军数量不超过三十万，近年夏季作战之后全军才展开大规模的全国进军，范围也是进一步集中在南方。在进军中新拿下的地方扩编队伍按照队伍上的原则也是以缴获抄掠为主，其余用于上缴。秋季决战展开后全国性的大进军才得以展开，我们在全国控制的一百几十个府近两千个州县平均算下来是半年前才完成控制的。因为很多地方不是敌人拔过很多毛、我们难以再像以前那样靠缴获抄掠维持公安军建军，就是比较贫困或者敢于敌对我们的大户十分少的地方，因此也就是到了前个季度和上个季度才有了中央支付的需求。百万左右的公安军半年左右的开支大概是银两千万两左右。而自从前年我们在江南稳定下来，除了抄掠多得之外在江南地区收取税赋已有两年的时间了。”
随后，李峰又谈了谈这两年以来岁入方面的事情：“盐税新朝的原则是每斤抽取一钱银，大概为明时的一半左右，不过因为去年以来最大限度的解决了私盐的问题，两淮及沿海等地新朝控制的盐场每年的年入大概就是三百万两左右，同前明时相比并不算差。在海贸税收上，我们虽然同海上的对手们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在水上我们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在陆上更不用说。通过对那些海主们的扫荡和清除，这两年的时间以来我们掌握的利润还有所发展，海税每年百万两左右，加上官营名义的贸易获利不逊色于比关税，海面上每年的收入就有二百万两左右的规模。”
“那商业税呢？”这时候个别核心弟子忽然迫不及待的问道。在以往的一些认知和学习的笔记中，不少弟子了解到明朝的商税是个极大的问题。据说两宋在商税方面每年能有一两千万贯或者相当于现在近千万两的。
“总计三百万两上下，同盐税相仿。这并不全是靠行税和住税，其中一半还是我们官营酒业乃至医药领域方面的收入。”
对于李峰的这个回答不少弟子都感觉到有些不解：我新朝开国，并无旧朝代的那些问题，难道一些税也收不上来？
不过对此，张海却并不意外：即便是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增加值总规模也远远没有后世估计的那样庞大。两宋每年一两千万贯的收入不是全靠行税和住税，还有涉足到县甚至乡的酒业转营。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把一些小农经济成分包括在，只计市镇以上的各种职业化的工商业。传统社会此方面的经济产出往往只有农业口粮产出的一成五左右，多一些的情况也不过两成。新朝对明朝的征服战争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其实也不小，因为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清洗外加庞大军队皇族集团的废除，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少市镇的消费市场。这两年战争以来平均每年的专业工商业军事体制外的总规模能有三千万两或者大概四五千万贯的规模就算不错了。
在人才有限又面临战争，全国的统治基础也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仅评南直隶和浙江大概三分之一人口比例左右的核心地带每年能收到三百万两大约四五百万贯的商税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考虑通过“没收敌产”带来的官营工商业。
李峰有些无奈的回到：“从前年开始，我们从山东乃至江南甚至广州等地征集了一万名最为优秀的铁匠和冶金工匠还有铜匠，一万两千名最为优秀的织工，还有八千名其他方面和军队有关的工匠，这三万名各行各业的工匠虽然我们在待遇方面给的还算充裕。可他们的产出主要服务于军事方面而不是民用经济领域。对于苏松京杭乃至山东一带的工商业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乃至我们的统治广及全国。商税方面的空间潜力其实是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