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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九章学费问题（下
而且柯振还记得，自己小时，当时正统的大学国立大学每年约30银圆，师范类不收学费；私立大学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银圆。那时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0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平均约为22银圆。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般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虽然只能是国立大学，或上免费的师范院校，但还真没听说过有谁因孩子上不起学而自杀。
难道说建国近百年，实行改革开放也已经有几十年的正统，反而还不如当初了吗？难道这个社会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后退吗？
柯振不仅问林夕：“小师叔，你这个办法真的可以保证让贫困学生都上得起大学吗？”
林夕也叹口气道：“不能。这个办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贫困学生上学的难度而已，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国家的统一改革。”
自从3996年正统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以来，全国高校的学费真的可以说是实现在跨越式的发展，从开始时的“免费的午餐”一下子涨过了2元，这些年更是涨到了过万。
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是按照现在城镇及农村人民的收入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地纯收入；在一些贫困县更是相当于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当初是因为正统经济下滑，为拉动经济增长，有关部门及经济学家提出：如果高校招生量增加一倍，新增学生一律实行自费且每年支付学费一万元，那么，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元。生在校消费也将达到40亿元，总额超过240亿元。加上相应带动产生的间接支出，这240亿元可以拉动近亿元左右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这才引发了高校扩招、学费涨价。
当时甚至有人还说：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原则上，其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好像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自身”，而是政府下出的金蛋！这些高人对大学扩招、涨价所作的结果预测透露了他们地“教育产业观”。据他们预测，在当时因老百姓缺乏消费热情而导致的通货紧缩经济形势下，扩招、涨价可以拉动人民群众地教育消费。“消费”二字明明白白告诉人们。鼓吹者眼里，接受教育、寒窗苦读跟上商店购物没什么两样：“欲购者买单”。直白的干脆说高等教育是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应与市场接轨。既与市场接轨，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当然天经地义。
那些对政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界人士无视百姓收入偏低、社会保障差、国家对教育投入过低的国情，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于老百姓缺乏消费热情，他们不从国民普遍收入不高和社会保障严重缺位的基本事实出发，去寻找解除消费后顾之忧的良策。却一个劲把眼睛盯在老百姓很不充盈地钱袋子上，惊呼各级银行中私人存款“高达五万个亿”。其实这五万个亿分摊到十几亿人头上，还不足四千元。
再说，正统贫富悬殊巨大，这五万个亿存款中大部分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们的，普通百姓没有几个钱。这点常识帐，不是经济学家也算得出来，偏偏某些经济学家就不懂似的，提出以涨学费来拉动“教育消费”，对本来就忧虑于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普通百姓雪上加霜。即使对于所谓“拉动消费”，大涨学费也是馊主意，任何钱不多但又想让子女上学的家庭从此会把钱袋子捂得更紧。实际是，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教育存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