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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道另一个时空历史的郭炜来说，诏令诱迫现在的定难军参与此次伐辽倒是没有多少心理负担，毕竟在李继迁作乱之前，定难军尽管并不听调，夏州党项李家的当家人也从不赴阙，但是他们对协同朝廷大军作战并无抵触。就像在郭炜亲征北汉的时候，定难军也和府州、麟州一样出兵了，即使没有和折家、杨家那样服从郭炜的统一调遣，而只是在石州等到捞一把就走，但是这也还能算协同作战吧，定难军终究是在河东战场牵制了敌方的一部分兵力的。
郭炜一开始担忧的却是，和定安国及其附近女真部落联军，结果会不会和另一个时空的海上之盟一样糟糕。
在后世的许多历史爱好者眼中，北宋与完颜女真的海上之盟，南宋与蒙古的会攻金国，那可是两个愚蠢的决策，一个是自曝其短诱人觊觎，一个则是重蹈覆辙，郭炜对这些争论当然也是有些了解的。
不过只是稍加对比权衡，郭炜就知道自己完全不必担心大周会“重蹈”两宋的覆辙了。
现在的定安国和那些生女真的力量根本就无法与海上之盟时的完颜女真相提并论，现在的周军和海上之盟时的宋军同样不能并提——完颜女真有能力在护步答冈一战击溃数十万辽军，定安国和那些生女真则还是只能依靠地形与气候对抗辽军东京道地方军的偏师；宋军北伐燕云居然会被辽国南京道的兵马杀得崩溃，最后只能祈求盟友攻下燕云然后自己出钱买回来，而周军对辽军则是全面占优，幽蓟地区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打下来了，在滹沱河谷更是将出援北汉的辽军主力一战尽歼。
联盟么，当然得有共同的目标和彼此相当的力量，这种联盟才能稳固。如果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了，那么就不会是联盟关系，只能变成主从关系，不管是不是强撑着面子维持住对等联盟的表象，作为从属方都必须付出比联盟更高的代价，譬如单方面出军费，譬如自己无能打仗而要花钱买回“盟友”收复的土地，甚至有些失陷的国土还要任由其他“盟友”宰割。至于战争前后各方的目标变化导致联盟各方关系的巨变，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然而这种推断多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为此而吃亏的并不一定就是中国，郭炜显然不会那么刻舟求剑。
就像现在，因为大周雄厚的国力，因为周军强悍的战斗力，很显然的事实，不管是诏令定难军出兵攻辽，还是和定安国以及生女真联军伐辽，其中的主导方都只可能是大周，而只要周军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色，这些联军势力也就不可能敢于窥伺大周，而只可能乖乖地看大周的眼色行事。
列强之间的合纵连横，外交手法固然有一定的作用，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自强自立，祈求列强会公平公正做事，甚至祈求列强怜悯，那都是无能的表现。
在郭炜的预计中，解决辽国说到底还得依靠自家给力，只要周军的战斗力有保证，只要自己的后勤保障做到位，战争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至于定难军、定安国和生女真诸部的配合，即便不能说可有可无吧，那也不应该是关键性的。
李昉自然不会想到那么深远，听了皇帝对他的解释，当下欣慰地点了点头说道：“陛下既然这么说，臣也就放心了……无需提早联络定安国，也就不虞消息走漏；不将其看作伐辽时的重要助力，也就无需对其详细规划。运筹司以我为主的作战计划若是可行，若是此战对民生没有明显伤害，臣自然唯陛下之命是从。”
“就是对民生有些损害，这一战也必须打！”似乎是老套路了，尽管枢密使从李崇矩换成了王赞，两府之间还是有这样的歧见，“辽国无端挑衅在先，我大周忝为天朝上国，岂能容忍这般鬼蜮伎俩？辽主既然不肯交出罪魁祸首，那么我军当然要亲手去抓来，北地的百姓为此苦上几年也是不得已的。再说如今四海升平风调雨顺，北地的治河、水利都颇见成效，南方输粮从漕运和海运都是畅通无阻，北地的百姓也苦不到哪里去，只是多出些徭役罢了。”
宣徽南院使、度支部尚书张崇训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也不纯然是徭役。陛下早就吩咐过了，今后不再给百姓增加徭役，北地在农闲之后出的夫子，禁军都将会出钱粮来买，即使会误了当地的农时，也定然不会误了百姓的生活。”
“陛下仁厚，北地百姓定会踊跃助军，此战当期必胜。”
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吕胤的这就颂言相当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