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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借兵都不同意，那么臣建议把胡人建立的伪朝剔除华夏正塑……”
“老师，这个不行，这是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宗家法啊！”崇祯惶恐的说道？
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宗家法?刘白羽吃了一惊，不是说朱元璋民族主义味道很浓的么？怎么会承认胡人建立的伪朝是华夏正塑呢？
其实这就是刘白羽想当然了，朱元璋起家时候为了号召对付蒙元，民族主义味道是很浓，但是等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很多思想就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否认辽金的正统地位，如方孝孺撰《释统》、《后正统论》和《宋史要言》，周叙上疏请求重修《宋史》，蒋谊撰《续宋论》，安都撰《十九史节定》，王洙修《宋史质》，柯维骐修《宋史新编》，王惟俭修《宋史记》等，均从严夷夏大防、强化华夷之辨的理论出发，试图通过“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而否认辽金的正统性。但这些人的观点均代表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全部明人的观点。实际情况是，有关辽金正统问题在明代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官方从未明确表态否认辽金的正统地位，相反倒是赞成“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元人修撰辽宋金三史之时，有关辽宋金何为正统问题就存在争议，到了元朝末年按照辽宋金“各与正统”的体例编成辽宋金三史以后，一些反对以辽金为正统的人心有不甘，极力诋毁元朝所修辽宋金三史，并伺机翻案，但在明太祖时期，未见到有人敢于上书请求重修宋史。.
明宣宗和英宗以后，才见到反对辽宋金正统的周叙为了完成其父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宋史的建议。据周叙《景泰元年奏疏第三》记载，“臣永乐间恭由进士入翰林，屡白于管事院长，或因朝廷纂修事，多不暇留意”，可知，周叙在初入翰林的明成祖时期就提出过重修宋史的建议，但翰林院官员“多不暇留意”，说明那时的翰林院官员对于周叙所提出的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之事不感兴趣。周叙又在其《与吴先生致仕都副御史》一文中说，他在任职翰林院期间,又以“辽金宋三史”“不协正纲”，“两奉书钧轴前辈，举修未动。二欲疏之，初为西墅曾学士(棨)、东墅周(述)庶子尼，又为曹(鼐)、陈(循)二学士尼。比南京简静，自两请达上，未允。”包诗卿根据曾棨在宣德时升任少詹事兼左春坊大学士，周述宣德时进左庶子，曹鼐正统八年（1443年）升任学士，陈循正统八年以学士入阁，断定周叙的这两次上书一次在宣德年间，一次在正统年间，今从其说。周叙在书中说“两奉书前辈”、“二欲疏之”，均为前辈及曾棨、周述、曹鼐、陈循等人所阻，说明这些人在是否应该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问题上存有疑义。随后，周叙两书上达，所得结果仍然是“未允”，说明朝廷对周叙试图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主张并不赞成。
自带干粮的汉族主义历史学家周叙多次上书未获支持，仍不甘心，又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再次奏上《论修正宋史书》，周叙在上疏中表达了他对元修宋辽金三史“不以正统归宋，遂分列而为三，且不曰宋辽金，而以辽金加于宋首”的撰修义例的强烈不满，诋毁“当时修史诸臣，学识未裕，道德未隆，既鲜世业之垂，复无位望之重”，请求朝廷遴选文学宏博之士重新修成一部“以宋为正史，附辽金于其后”的“明夷夏之分”的否定辽金正统地位的“有宋一代全书”。奏书上达之后，英宗批复“不必择人，叙其自修”。此时周叙年事已高，英宗明知周叙“年衰多疾”，仍不答应周叙有关“择文学老成之臣一人，至南京翰林院委同与臣再选举南京文职中有学识官员三四人，不妨本职，共加讨论”的请求，而让他“自修”，明显是不同意设官置局重修宋史。周叙重修宋史的动议再次受挫以后，仍不死心，又于景泰元年（1450年）连续上疏，请求重修宋史，希望朝廷能够“许令臣自举选，不系见任及听选官，兼询访有学识进士儒士，同加讨论”，并表示愿意“自办家赀赡用，不费官给，以成圣明删前代不公之史，贻万世永远之规，杜夷狄猾夏之祸”，书后详列周叙自选纂修抄写人员及笔墨纸札等周叙准备自己承担的各项费用等等。朝廷的回答不是“钦奉圣旨，不准”，就是“奉圣旨，未谐”，还是没有答应周叙的请求，致使周叙试图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重修宋史的愿望化为泡影。
周叙屡次上疏请求重修宋史，并表示愿意“自办家赀赡用，不费官给”，朝廷仍然不予支持，恐怕不是经费和人力问题，而应该是那时的朝廷对于是否需要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问题仍然存有不同认识。据史书记载，明朝初年，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进而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官方并没有否认辽金正统的意图。明太祖朱元璋受华夷之辨的影响，曾提出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严夷夏大防之口号，但当他灭亡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很快便转到“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的笼络少数民族的立场上来，声称“自赵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国（中原），今百有余载，其运乃终”，“天命归我中华”，开始以继承元朝正统自居，下诏修撰《元史》，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进而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派人给逃居大漠的元幼主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自古国家，必有兴废，以小事大，理势之常，贤智者亦所乐行，而不以为辱。昔我中国赵宋将衰之际，为金所逼，迁都于杭，纳以岁币。其后金为君家所灭，君家亦遣使于宋，约纳岁币，一如金时。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验也”。又在给北元权臣刘仲德、朱彦德二人书说：“昔者人臣致君以善，爱君有终，各有其道，道各有方，如赵宋事金，安享富贵百五十余年。此无他，处之各得其道也”，劝逃居大漠的北元势力应该像“赵宋事金”一样臣属于大明王朝。这里，明太祖没有否定“赵宋事金”，又说“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明显是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朱元境又在给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的信中说“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后嗣不君，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承认“华夷异统”(即指宋金异统)，也应该是没有否认金朝之统的意思。
明成祖朱棣也承认明朝继承元统之事实，注意笼络少数民族，反对过分强化华夷之辨。如，永乐八年（1410年）五月，诸将将成祖第一次亲征蒙古所俘获的“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成祖说“朕所讨者，凶渠耳，彼亦吾赤子，为贼所困久矣，命皆释之，人给口粮羊马”。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十月，成祖又对率众来归的鞑靼名王也先土干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在“华夷本一家”，蒙古也是“朕赤子”思想指导下，明成祖对投附过来的蒙古人表示极大信任，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侍卫亲军之中，很快引起一些大臣的担心。陈恭曾上书说：“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明成祖回答说：“天之生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信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曰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可见，明成祖具有一定的反对强化华夷之辨、反对将民族分成等级的思想，这种思想与那些强调华夷之辨并进而以“夷狄猾夏”为借口而试图否认辽金正统地位的思想是不相同的。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御奉天门视朝罢”，曾对杨士奇等人说：“皇祖太宗文皇帝万机之暇，燕游于此”，曾“指顾山川而谕朕曰：‘此古轩辕所都，而后来赵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后裔不存殷鉴加弗良焉’”，而后为我大明所取。从明宣宗所追述的明成祖对他的教诲中，也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没有否认辽金正统的意思。
太祖、成祖之后的宣德、正统、景泰时期，由于受太祖、成祖时期的影响，也没有否定元统并进而否定辽金正统的意图，因此，周叙在宣德、正统、景泰时期连续上疏请求重新撰写一部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宋史，才没有获得支持。这说明，宣宗、英宗和代宗时期，虽然有人试图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并且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上述周叙上疏重修宋史曾受阻于一些大臣以及未获朝廷支持就能看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这些自以为大明朝是汉人王朝，会否定野蛮人王朝正统性的前辈就给朝廷认为是无理取，要么就是不搭理，要不干脆直接闹轰走了，明朝不否认野蛮人王朝正统性。自己作死，所以后来清兵入关。士大夫们当汉奸和二臣当做一回事，甚至还要借虏平寇，还盛赞带领清军入关的是忠臣。朱元璋曾经说要养士气，最后就养出了这些人，也算是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