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最高军衔之无间道(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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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汪伪“特使”,不如说是“二日本”的特使。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访问程序,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警卫、翻译、记者、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徐良到了新京(长春)首先不是觐见“满洲国”皇帝溥仪,而是见溥仪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

汪伪政权时,任“外交部长”的是褚民谊,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易于贯彻“中日亲善”政策。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不放心,会见时,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双方做什么,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人格丧尽。

(三)

这次访“满”,日本人对徐良的“表现”十分满意,汪精卫自然放了心。为了加深“两国友谊”,徐良很快擢升为“外交部长”,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大使”。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双方经过一番“外交”活动,很快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大使”,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满洲国政府大使”。“两国”“建交”后,伪满提出要在上海、天津设立总领事馆,汪伪不仅赞同,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沈阳)、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所谓的“满洲国”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国中之国”,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伪满”和“汪伪”都在中国领土之内,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大使馆”“领事馆”真是荒唐透顶。

时过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褚一回国,就立即以“外交部长”身份访“满”,两个汉奸政权在日本指使下眉来眼去,打得十分火热。很快,汪伪当局派周逸峰为驻奉天(沈阳)“总领事”,何希韶为驻哈尔滨“总领事”,伪满也在天津、上海同时开馆。

周逸峰曾在北洋政府干过外交工作,担任这个不伦不类的“总领事”后感到无所适从。这里既无侨民可保,又无侨商可护,更没有涉外案件可办。有一次,周逸峰求见汪精卫,请示工作要领。汪精卫说:“如果记者要问你,你可以谈'中满关系',千万不要谈侨民问题,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你还可以说,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也是同胞。”汪精卫做贼心虚,言不及义,周逸峰听了,仍不知所云。

声嘶力竭,“汪先生不行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汪精卫认为这是向主子表功的时刻到了,也想提出宣战来凑凑热闹,但向谁宣战呢?向美、英宣战,自己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拿什么来参战;对蒋介石宣战,又不对,重庆政府也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打中国人,叫什么宣战?对了,对同盟国宣战,反正空对空,凑凑热闹。汪主意一定,马上命“外交部长”褚民谊到“日本驻华大使馆”磋商。但主子毕竟是主子,奴才究竟是奴才,日本“大使”大骂褚民谊“八嘎,笨猪”。吓得褚掉头就溜。日本方面阻止汪伪政权宣战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难以控制;其二,毫无军事实力,徒遭世人耻笑,同时会让同盟国认为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一旦宣战,一定会更加失去中国人的民心。

时过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日本80%军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摆脱困境,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针对中国重庆政府已被美、英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方面应大力树立汪伪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达到南京汪伪政府对抗重庆国民政府,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其总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最后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

(四)

汪精卫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邀请抵达东京。在日本首相官邸,东条英机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并缔结协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共存亡,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两人最后商定: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1943年1月6日,日本军方侦听到美方绝密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中美双方另署条约,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日方为了让“南京政府”的宣战行动达到最佳效果,决定提早让汪伪政府对美、英等国宣战。

1月9日,南京“主席”府官邸,汪精卫戎装裹身,佩着特级上将军衔,声嘶力竭地在麦克风前发表对美、英的《宣战公告》:“自今日起,对美、英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协力,进行大东亚圣战。”可能长期重病缠身,也可能前方战事极为不利,汪精卫《宣战公告》只念了一半就头冒冷汗,脚打哆。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一看情况不对,忙对陈公博说:“汪先生不行了,怎么办?”陈公博说:“再坚持一下,汪主席快(念)完了。”当时与会的各位大员没有感到什么,可细心的记者却捕到这一新闻信息,第二天,《对美、英宣战,汪先生肯定不行》、《内外交困,汪主席快完了》的醒目标题出现南京各报端。

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上海的工作任务后,很高兴。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因为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他自己也很愿意。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唐生智认为: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这置他自己于何地?所以他极力反对,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唐生明说,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便亲自拜访他,结果并不理想。戴只好请蒋介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私情还不错。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更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所以,戴笠改派了他人。当时,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

1942年的冬天,国民党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区组织,被汪伪76号李士群的特工组织所破获,这次军统局损失不小,不仅大小潜伏特务被抓大部,连所谓的特区区长陈恭澍也被在抓获。当时,李士群和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所谓“清乡”工作。得到报告后,李士群立即赶回上海去处理相关事宜。结果在清查起获的国民党特区的档案中,有很多密电稿,也包括夏如凤所遗留的密电稿,只不过让她断了线,已无作用。

其中的一个密电稿,让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如获至宝。此电报稿的内容是向重庆当局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僻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这个地区封锁起来,挨门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牵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的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

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对这份密电稿非常重视,因为当时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人员正热衷于搞这些动作,由于干起来困难不多,功劳不小,也得到了重庆方面的重视,可以以此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的,至于沦陷区的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

经过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仔细对密电稿的研究,他们认定这绝不是上海军统潜伏特务的口气,再看密电稿上的那一笔并不齐整的笔迹,和唐生明的笔迹到差不多。

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包括李士群便肯定这封密电是唐生明所命拍发的。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可以让军统不再常在沦陷区里去暗杀日军官兵,为他们减少不少麻烦。连几个日本鬼子的顾问,看到此内容后也十分高兴。但他们另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的做法,既然和重庆当局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络,为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或多少透露点口风给他们这些所谓的朋友们。他们知道即使唐生明被发觉后,肯定会一个劲地矢口否认,所以李士群也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唐生明。

于是,李士群便通知在苏州的唐生明和他的妻子徐来,一同连夜到上海来,说有要事面商。这时唐生明已经听说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破获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携妻子徐来回到上海。

他们乘火车一到上海,便看到李士群手下的一位姓傅的杀人魔王在火车站等候着他们。唐生明本想乘自己的汽车,先送妻子徐来回家后,再去见李。但姓傅的板着面孔坚决额不同意,一定要唐生明夫妇乘他的车,直接去76号魔窟。到了76号后,唐生明夫妇俩就被直接送进了李士群的办公室。

唐生明夫妇俩一走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就看见李士群正在审问住在他们家的张素贞。

当时唐生明和军统的接头联系,是利用开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唐生明夫妇俩目标太大,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军统组织被破获,这家杂货店和张素贞不可避免地被圈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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