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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莫斯科的态度显然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主席的反攻计划。而恰好在毛泽东主席反复考虑军事反击可能性的这个时候，1月下旬，即皖南事变发生后刚刚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乘国民党抽调兵力向华中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机会，对河南国民党部队的防区突然大举发动进攻。
皖南事变刚发生后，日本鬼子当局发表声明说：重庆蒋介石当局做了中日开战以来唯一正确的事，即消灭共产党的新四军部队。
但日本鬼子做事可只讲厉害，不讲交情。他们不仅没有和重庆国民党方面形成“互动”，更没有投桃报李，而是乘乱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打得蒋委员长的得意部下汤恩伯丢兵弃甲，丧失国土，又让大批普通国民成为亡国奴！
而且，日本鬼子的首相东条英机甚至说：蒋介石想把共产党的部队赶到华北地区，破坏华北的稳定局面，危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大日本帝国不同意。
（二）
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以及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毛泽东主席前此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方面当然地通过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告诫全党所有同志要做好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全面分裂的准备，《决定》中说：蒋介石已经从革命走到反革命，国共破裂的前途已经确定了，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由于日蒋介石集团尚未公开向日本鬼子妥协，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国共合作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当前的策略仍然应当是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这时并不了解中共中央内部围绕着政治反攻，还是军事政治同时反攻所展开的上述讨论过程，但是，中共中央的激烈反应和对国民政府的公开抵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民党内部的意见纷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还是让本以为自己这样处置皖南新四军，一定能够发生有效而良好的反响，“赢得”西方赞许的蒋介石，感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