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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晋朝廷不批准对外作战，那也不能闲着，干啥呢？不妨来点窝里斗呗。
与北方后赵宫廷的矛盾表面化相比，南方的东晋国内的政治斗争就微妙多了。北方的宫廷争斗是赤裸裸的大刀阔斧的血腥惨杀，南方的宫廷斗争却是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勾心斗角，波澜不惊。
陶侃逝世后，庾亮接替了他的征西将军，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都督七州诸军事的权位之后。就又大权在握了，加上自己是帝舅身份，少不了对朝政充当“参谋”和“指手画脚”。
当时朝政主要以王导辅政为主，成帝年幼，局势艰难，只维持着大体的局面，顾不上细节。王导性情宽容仁厚，所委任的许多将领，如赵胤、贾宁等诸将，都不守法；又重用匡术那样曾经跟随苏峻造反的人和丹阳尹桓景那样的谗佞之徒；疏远坦率正直的侍中孔坦，调任他让他担任廷尉，导致其抑郁而终。
尤其是到了晚年，王导更是不理政务，处理各种事物主要就是签字画押。他便以糊涂自居。一些人依靠投机取巧，利用他宠爱雷氏小妾这个有利条件，让这个外号“雷尚书”（社会上送的雅号）的人频吹“枕头风”，达到他们升官发财的目的。群臣上下为此感觉担忧不满。
东晋自咸和五年（330）度田税米以来，连年遭受水旱蝗灾，农业收成受损严重。咸康二年（336）二月，计算盘点军用稻米，发现亏空多达五十余万石。主管尚书谢褒以下大小官员都被“问责”免职。
但是王导总是振振有词。他说：“肯定会有人说我处理朝政糊涂，但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以后的人也肯定会深深怀念这种糊涂的。”
陶侃曾打算起兵罢免王导，但郗鉴不同意，这才作罢。到后来，庾亮又想废掉王导，于是写信给郗鉴，陈述王导的过错，并征求郗鉴的意见。
庾亮给郗鉴写信说：“皇上从八九岁直至长大成人，在宫中则由宫女守护，外出则只有武官、小人们侍从。秦始皇想使百姓愚昧，天下人尚且知道不对，更何况有人想使君主愚昧呢！既然君主正值青春年华，执政大臣则应当还政于贤明的主上。王导不恭敬地归还政权，却开始自居太师太傅的尊位，任用许多没有才能的士人。您和我都身负先帝托付辅政的重任，这样的大奸之人不清除，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
因而想跟郗鉴联合一起发兵废黜王导。
跟前些年拒绝陶侃一样，郗鉴照旧拒绝了庾亮。他坚决反对再出现王敦、苏峻那样“清君侧”的内战状态。
南蛮校尉陶称是陶侃的儿子，近年来在庾亮的领导下工作，大概受不了庾亮的“冷落”，便写信把庾亮的一些内情告知王导，挑拨说“庾亮有举兵攻打都城的打算”，要王导暗中多加提防。匡术、桓景等人也劝王导秘密地加以防备。
王导却豪放地说：“我和庾亮休戚与共，为国尽忠，肝胆相照。像这种庸俗、不靠谱的道听途说、流言蜚语，不应当从智慧之人的口中传播。即便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庾亮带兵打到了这里来，我无非是头带方巾，身穿布衣，归隐还乡吧，那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王导又给陶称写信，认为：“庾公是皇上的大舅，你应当好好侍奉他。”
由此可见王导丞相的胸襟是多么宽广！
那些流言蜚语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征西参军孙盛悄悄地劝谏庾亮说：“王公经常有辞绝政事、回归自然的想法，常说要追求逍遥自在、超然物外的生活，更有一种优游于尘世之外的愿望，怎么会干俗人那些抱着权力不松手的事情呢？这一定是奸佞邪恶之徒想离间内廷与百官的关系编造的谣言。”
庾亮想想也有道理，也只得罢了。
庾亮自然恼恨王导一直“执掌”朝政，王导也在一直憎恶庾亮“遥控”宫廷。
这些年虽然庾亮驻守于外镇，却遥遥控制朝廷大权，权势显赫，又拥有强大的军队，趋炎附势的人大多归附于他的门下。
王导心中不平，每当遇到西风扬起尘埃，便举起扇子遮护着自己，缓缓地说：“西风劲吹，尘土飞扬，这都是从庾亮那边吹过来的。你看这讨厌的尘土，把人都弄脏了！”
但是没过多久，病重的王导就去世归入尘土之中了。
公元339年（咸康五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成帝在朝中为他举哀三日，派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丧礼，比照汉代的霍光及安平献王司马孚举行，甚至部分参用了天子之礼。
下葬时，给九游辒辌（读音wenliang意思同“温凉”）车、黄屋左纛（读音dao）、前后羽葆鼓吹、武贲（读音ben）班剑百人，东晋中兴名臣没有可以同他相比的，可以说是极尽哀荣。
此后不久，后赵石虎派出的夔安大军开始了对东晋边境的攻击。
石虎以夔安为中坚将军大都督，率石鉴（石虎之子）、石闵、李农、张貉、李菟等五将军领兵五万人攻击荆州、扬州，另派二万骑兵由张貉率领攻打邾城。
从总体兵力部署上来说，两军对垒于长江沿线，后赵兵力共七万，而东晋庾亮大军拥有二十四万人。后赵并不占优势。
此战的“重头戏”放在邾城的攻防争夺战上。庾亮平空派精兵万人占领这座城市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战国末期，楚宣王灭掉邾国，将其并入楚国，将这座城市命名为邾城。西晋惠帝建西阳国，辖邾城。庾亮为了北伐大业，将豫州治所设于邾城，将豫州刺史和西阳太守都放在这里，驻扎重兵。
邾城城高体大，古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如，陆逊辅佐太子孙登留守东吴陪都武昌时就驻有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