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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不是道德层面的，就好像后世的某国明知苏俄的历史教训，还要学习苏俄的集体化运动，这是发展工业的必然手段。
集体化之后，苏俄的农业发展是大大退步的，产量还赶不上沙皇时代，但是粮食征购量却比集体化之前翻了四倍，这就是一切的原因：可以更方便的榨取农民的剩余价值。
通过建立集体农庄，苏俄完成了一种严密的征购制度，他们用远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征购粮食，农民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性，加上消极对抗，屠宰牲口，造成粮食耕种面积大减，可是征购额却没有降低。
结果导致老百姓不得不把自己的口粮低价卖给国家，然后在黑市上购买维持生计的粮食，黑市面粉的价格比国家征购的高6倍。
在这种情况下，饥荒是必然要发生的，可悲的是，乌克兰在沙皇时代，拥有整个俄国谷物耕种面积的90%，甜菜耕种面积的85%，这样一个富庶的流淌蜜糖的地方，竟然也出现了饥荒。苏俄后来表示，这是自然灾害，可是离奇的是，一河之隔，同样住着乌克兰人的被波兰控制额西乌克兰土地上，却没有发生什么灾害，苏俄这边的乌克兰人游过河去就能得到同族的救济。
更可悲的是，一面有人饿死，一面苏俄却在大量出口粮食，派警察、军队到农村去征购粮食，拿走农民的种粮，造成欧洲粮仓乌克兰饿死了400万人，后世也有统计说是800万人，甚至乌克兰政府说有1000万人。
有多少人不重要，只要出现了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那么基本上整个民族都在挨饿，人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饥饿。这种记忆会伴随整整一代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阿道夫的纳粹军队打进乌克兰的时候，会受到乌克兰人普遍的欢迎，直到戈林那个愚蠢的种族主义胖子。在乌克兰推行灭绝政策后，乌克兰才出现了大范围的起义。
后世的乌克兰将这次饥荒称为苏俄的种族灭绝政策，是有意的认为制造饥荒，有意的灭绝乌克兰民族，为此和俄国打了很多次口水官司。
但何止是俄国。全世界都知道此时，英国知道，法国知道，美国也知道，但是丘吉尔，罗斯福都保持了沉默，因为死的都是俄国佬，站在国家的角度，没有人希望别的国家强大，俄国人在饿死自己人搞工业化。在当时的英美看来，这是崩溃的前兆。
但是他们失误了，苏俄硬是利用自己老百姓的性命为代价，堆出了一个超级工业体系，最终让俄国第一次拥有了可以跟世界第一强国抗衡的经济力量。
史达林当然知道农民吃不饱，知道国家在压迫农民，知道农民将集体农庄称作第二次农奴化，当然也知道农民在大批饿死，但是工业计划不能停止，已经下达的订单必须采购。机器设备必须进口，可是钱从何来？当然要从农业中来，通过向欧洲市场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从中国购买机器设备。
所以无论乌克兰农民积极不积极。他们都必须要出那么多粮食，无论他们饿死人不饿死人，他们都必须拿出这笔工业化资金。
史达林敢这么压榨农民，把农民当成工业化的奴隶压榨，是因为他知道没有组织的农民是不能跟有组织的暴力机器对抗的，集体化中出现了上万次农民起义。无一不是被镇压。据统计，苏俄最多时候劳教人员高大5000万，占四分之一的人口。
农民不但要提供工业化的资金，还要承担工业化的劳动力，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跟军事有关的机器制造业比沙俄时代增加了9倍，大工业的工人数量从300万增加到了600万，人从何处来，不言而喻。同时农村中2000万户农民编入了集体农庄中，建立了2000多个拖拉机站，用机械生产来代替损失的人力。
可以看出，这其实就是工业化，农业劳动机械化，农业人口工业化，只不过跟英美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付出的代价多了些而已。
当然这种事情，也只有史达林这种文化观念的人才做得出来，换成丘吉尔做不出来，换成罗斯福做不出来，换成杨潮同样做不出来。
因为丘吉尔、罗斯福这种豪富阶层出身的社会精英，他们的世界观跟史达林这种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他们面对的竞争压力不同，丘吉尔家族是大贵族出身，丘吉尔本人出生在一个宫殿式庄园中，罗斯福家族可以追溯到美国第一代移民，他叔叔就当过总统，罗斯福本人在银行业中工作过，他继承的遗产高达数百万美元。
罗斯福、丘吉尔比之史达林，就好比是住在主人豪宅中的宠物狗跟外面草原上的野狗，宠物狗之间也有冲突，也有竞争，不过在他们眼中，竞争的目的不过是你吃肉还是啃骨头的区别，而史达林这种野狗的眼中，竞争就是你吃一口我就得饿死的区别。
因此一个倾向于让自己过的好也让别人过得下去，一个是则认为自己要活下去，别人就得死。
所以罗斯福等人至少做不出为了工业化而让十分之一人口饿死的恐怖事情，而在史达林眼中，这些都不是个事儿，他对乌克兰等地饿死人的情况心知肚明，但他认为“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不在乎死人多少。
不过杨潮并不反感史达林，因为他知道史达林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甚至还有些欣赏史达林的统治手段，因为史达林真的很精通东方权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