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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电影叫《狙杀狗仔队》，一个好莱坞明星被狗仔队整得家破人亡，最后自己绕过法律复仇。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肥，我还没出名，已经感到害怕了。
我有时躺在床上做着白日梦，要是以后成了大作家，一定找一个清风雅静的地方禅修，不惹尘世。当然，那里必须要有IFI和电脑。
袁正说，他和杨尘君以后当我保镖，要是有疯狗一样的读者撵着我不放，他们马上出手降服，当然，仅限于漂亮的女性读者。
除了法学院的执拗哥，大部分的读者都比较理智，没有谁因为见解不同给我寄子弹或者死老鼠。
第二次签售会在西单图书大厦，这地儿是bj最大的书店。由于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学校面对公众，我记忆尤为深刻，还遇到了一个让我至今欲罢不能的非理智读者。
并不期待处女作掀起多大的波澜，我深知自己的书只有小众读者。可当我走进签售地点时还是略一惊，那里已排起长长的队伍。他们多是bj高校的学生，看过我在《潮》上表的时评、书评、影评。
队伍中有两个人看起来格格不入——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少年。他们浑身散着土地的味道，额头上衣服上沾满了黑色的烟尘，书城的管理员过来要赶他们出去，我忙走过去阻止，对管理员说他们是我的朋友，管理员看了看我，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父子俩，都在矿井下挖煤。村里有个大学生带回去了一本我以前的打印稿，父子俩看了我的文章后一直想跟我见面，从hb的煤矿赶到签售现场，一出矿井就来了，衣服来不及换。
《紫土手记》里面收录的文章中，有一篇关于中国矿难的调查报告，名字叫《黑暗侵袭——**与良知的博弈》。
那是我大二去一个矿业集团实习时写的，当时《潮》杂志不敢刊登这篇文章，怕得罪矿业集团的老总，人家以后不来我校招聘。
后来，一个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前辈看了这篇文章，推荐到了省里的日报上表了，这篇文章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报社转给了多封感谢信，大都来自矿井下的煤炭工人，他们有的甚至不太会写字，信纸上还印着新鲜的煤尘指纹。
捧着这些信，手中重若千金，我想，这是真正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可惜我一直不知道推荐文章的前辈叫什么名字，报社死活不愿意透露。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下了多次矿井，采访井下工人和矿难事故的亲历者，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常被井下的景象深深震撼，震撼之后是无限的悲凉。
作为学生，巨大的无力感萦绕在我周围，目睹了他们的苦难，却找不到好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我只能选择写，让更多人加深认识，形成舆论的力量。
我用事实控诉“带血的煤炭”，比如井下的瓦斯监测系统和排气扇形同虚设，安全负责人从来不把矿工当人。
那个父亲告诉我，村子周围都是私人小煤窑，青壮年为了家人生活不得不铤而走险，到矿下面挖煤。偶尔遇到漏水和瓦斯爆炸，非死即残。
除了麻木的围观和无言的愤怒，没有人帮他们说话，他们除了冒着极大的危险忍受着苦难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地底下外，别无他法。
市里的媒体不会报道安全责任事故，只有矿长带着领导下井视察时，作为摆设的安全装置才会用上，而且当天下井的矿工都经过了“精挑细选”，保证不出乱子。领导一走，一切照旧。
煤矿的生产和安全需很高的资本投入，自然不被着眼于短平快财的小老板们染指。采煤生产的安全第一与私人资本的唯利是图相冲突，于是，就有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反差。
sx的一煤炭土豪，经常一家人包机去澳洲，只为吃一次大龙虾。而井下的工人每个月挣的血汗钱还抵不上他们一顿饭的钱。
矿井，总是和苦难的人联系在一起，比如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漆黑的矿井下，深藏着人性的善恶。
诗人普希金写过一充满力量的诗歌献给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你们坚持着高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壮的劳苦和思想的崇高志向，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面前这对父子拨动了我灵魂深处的某条弦，曾经追问过写作的意义，如今，我得到了答案，更加坦然无惧。
他们说只想来拜会一下我，买两本书支持。看着眼前两张纯朴的脸庞，我尽一时说不出话。签了两本书送给他们，他们非要掏钱买不可。
儿子可能也就一二十岁，跟年龄我差不多，他说：“小宇哥，这钱你必须让他们收下，我们虽然在井下挖煤，干着卑微的生活，但我们也有灵魂和尊严，只想用这点钱表达对你的谢意，如果你不要，我们心里会不安。”
我对工作人员点了点头，示意他们把钱收下。我对他们说：“走，我送你们去宾馆洗一下。”
袁正这孩子真是个好心人，连忙把我拉到一边，指了指排着的长队说：“大作家，你疯了吗？你小子今天是来完成任务的，你走了谁来签售？他们交给我吧，我会安排好，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