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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浩起身拿了一个酒瓶和两个酒杯，我说不喝，他便给自己满上独酌。
他告诉我，加拿大的科学家现了一颗异常美丽的行星，它的色彩动人心魄，天文学家看着它就惊呆了。
它为什么如此美丽？因为是一颗“无家可归”的自由行星，这颗行星体积是木星的7倍左右，不受任何引力束缚。
天文学家认为它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受引力束缚，也不围绕任何恒星转动，看上去十分孤独，正是这种孤独和自由，让它看上去乎寻常的美丽。
我告诉他，自由都是有限制和代价的，行星固然美丽，却跟任何事物没有牵连，这是一种自私的美。
我讲起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谈到了自由的领域，有三个。
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
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
第三，随着各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
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在那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
耿浩听完，想了想说，一个艺术创作者，既要我说的自由，也要你说的自由。但是，现在，我们都被阴谋杀死了，所有的自由都残缺不全。
有点话语权的老艺术家，想尽一切办法压制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圈子和秩序，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利益和话语权。
我安慰他，这些老东西迟早会死，世界迟早是你们的。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何让材料具备精神和灵性，让它们有未来性、批判性、幽默、讽刺、观赏性、装饰性，没有艺术创作者自由的心灵，一切都是空谈。
我想到了因为一部电影被剥夺导演资格而在外游学的杜锋导演，大好年华背上了如此沉重的枷锁，面对生活和理想，这种无力感现实而真实。
连他这样有影响力的导演都无能为力，我们这样的，更只能做无头苍蝇，东摸西撞。
倒了一点瓶中的烈酒到杯子里，抿了一口，嘴里仿佛燃起一团火，辣得我皱了皱眉头。
我放下杯子，说：“当初我们四个说什么苟富贵勿相忘，搞得跟玩命干革命的主似的，现在尹子得志了，我们还不是希望他自己好，谁稀罕那点什么富贵。”
“我们四个人，相似的地方很相似，不同的地方也大不同，尹子找到了他适合做的事情，我确实爱画画，但是我不适合，现在什么都要商业化，画家跟站街女差不多，要去推销自己，我最烦这个。”
“这一点上，我们都一样，放不开。”
“现在艺术界的情况，不容乐观，我想我要考虑考虑后路了。”
“你先别急，我想在《新言论》上策划一个关于宋庄艺术家的选题，也算为你们呐喊一下。下周我去大理拜访一下老鱼，对他进行个专访。”
耿浩眼睛一亮，说：“我也正要去大理，顺便看看老鱼，我跟你一起去。”
“那好啊，先去散散心，别整天憋在这画室里面，灵感都耗完了，是时候去会会大理的风花雪月了。”
大理白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四世纪就在这个濒临洱海、背靠苍山的地方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这里的山水比丽江苍劲灵秀，少了嘈杂的商业氛围，多了些撩人的沉寂。
大理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上关花，下关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