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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报导一下一些部队因为装备和弹药不足的关系，而被击退，甚至是被消灭的事情，让工人们知道装备和弹药数量不足的后果，督促他们积极生产，否则就会导致更多的部队因为装备或弹药不足的缘故而被消灭。”
曼图洛夫说得倒是轻巧，但这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
其实，库拉科夫早就想过这一点：“曼图洛夫同志，您说的这些我们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的同志也提及过，但我们缺乏相关的材料，所以最后并没有得到落实。”
“放心吧，库拉科夫同志。我们红军总政治部会尽量给你们提供足够的相关材料。当然，这些材料不能涉及包括我军部署在内的军事机密，所以大部分能提供材料都不是最新的，当中调到的故事都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库拉科夫这才想起了曼图洛夫还兼任着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如果红军那边肯帮忙提供材料的话，这宣传灌输的工作就更加好办了，但监督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感谢红军总政治部对我们提供的帮助，那么，监督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
“库拉科夫同志，刚才您也说了，现在监督不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监督和惩罚标准不统一，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将监察机制和惩罚机制统一化。
但将标准统一了，将监察和惩罚机制统一了，那是不是代表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了呢？在我看来，这是否定的。
因为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在于负责监管的领导身上。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部分领导因为担心人才流失，担心领导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于是都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
如果将标准统一化了，领导惩罚的时候就会有根有据，按照既定的标准，将发现怠工的工人进行惩罚，这就不存在什么标准宽松的问题了。
但如果某些工厂的问题根源是在于领导懒惰，不愿意去监察，甚至是故意包庇某些怠工工人呢？即使标准有了，这些领导会不会故意包庇某些人，故意看不到有怠工现象的存在。会不会看见之后故意不处理？”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同志。”
“没错，我们是要相信自己的同志。但有一些人背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掌握着一些权力，却不想着为人民做事，心里根本就没有党。这些人能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吗？
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要严惩，如果我们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所有工厂的领导都不是这样的人，那当然最好，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应该不定期地派人到工厂里进行巡查，而且这些人也要以另一个身份进入工厂，以保证巡查具有突击性和隐秘性。但这个方法的成效，还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