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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
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策动之下，花样百出。
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亲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亲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亲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亲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哀家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哀家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
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
“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亲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哀家也，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亲王答道。
“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