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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婳是个合格的资本家，即使知道那是可能让自己绞死的套锁，她也会将之卖出去，只为了能够得到的利益。因为套锁是否会套在自己脖子上尚且未知，但眼下的利益却是切实可见的。
易之理所当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他认为这并不应该，又能怎么样呢？说到底易之是个相对现实的人，在明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对方的情况下，想要他不断付出努力去劝说对方，这实在很困难。况且在旁敲侧击之后，易之就知道了白忆娥并非没有劝说过白婳，但是她的劝说对于白婳的意志毫无影响。
以天下为己任并不是个问题，可是世界永远是不会绕着你转动的。就像商业领域完全就不是易之所擅长的范畴，他再怎么想要做出巨大的改变也得先度量一下自己的能力范畴。所以当下的现实在于，一直的的确确没有任何手段或者方法，能够改变白婳的决定。
除非，他真的打算在大明的国土上开运动会。通过激进情绪煽动学生等人群，通过过激甚至暴力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易之能够这么做吗？
从一开始，易之就致力于让自己的学生有自我思想和看法，不轻易地被各种理念糊弄过去，做出过激的行为来。毕竟，学生这个群体是一个极度特殊的群体。同一件事情，由普通人做和由学生做，得到的结果和外界的反应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学生团体是一个政治团体，一个很容易被外界诱导，很多时候认死理，很多时候又没有固定的政治态度和趋向的团体。
煽动学生开运动会，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这个口子一开，之后洪水就堵不住了。所以，易之绝对不可以这么做。
即使这样的选择，总让人有一种非战之罪的憋屈感。但易之明白，既然走在了这条道路上，遇到这一切都是一种必然。是选择放任心头的不痛快和这些腌臜事情较劲还是继续前行，将这一切抛在身后？至少他已经有所选择了。
而就像是易之有自己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向自己的道路一样，他身边的人，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对于这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自己的选择，他们做他们认为正确或者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干涉到另外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决定对方应该如何走，如何做。就像易之改变不了岳激流在他眼中过分激进甚至无理取闹的态度，也难以改变赵静章保守温吞甚至让人觉得是得过且过的态度。
而如老师这样的职业之所以为人所敬畏，不过是因为他们能够对人们面对世界的态度产生一些影响罢了。
说是如此，易之却不可能看着白婳就这样继续出售相关物资。即使倒退回汉朝，出售战争物资给匈奴也是夷族之罪，何况如今？
身为文化界人士，除了嘴和笔杆子，易之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武器了。
然而，即使是用笔杆子和嘴，也是有不同方式的。就像之前，易之是借助了自己的名气和上层的联系，直接向顾斯、朱鼎钧传达电报机的信息。然而这种“上达天听”的行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的。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对规则的破坏，仅仅能够在十分重大的事情上使用。如果易之有事没事就用这样的方式川大自己的思想，那么不论是文化圈还是政治圈，所有人都会觉得他这个人是在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当权者，这样就不好办了。
作为文化圈人士，即使做起来十分无力，但最正常的表达自己想法和干涉他人的手段，还是写文章。而这，现今也成为了易之最习惯的手法。
而想要达成抑制战争时期对外交易法案的目的，易之清楚，这种涉及到整个大明商业格局的情况的事情，不可能仅仅是面向上层决策者。他必须同时照顾到民众的感官，甚至因为目前大明家族资本和统治阶级的重合问题，需要利用民众力量倒逼上层。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煽动性。
不管煽动哪一群人，煽动总是必须要有的。即使易之打从心里觉得这并不是他所喜欢的方式。然而既然路只有一条高效而有力，那就先放下心里的不情愿，先着手实行再说其他。
提起煽动性，易之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地球上20世纪最著名的人之一，甚至在后世充满争议的被称为元首的人的演讲稿。他的演讲，已经是公认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号召力的文字，即使是经过翻译等等转录手段，人们一样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力量。
大明的情况和当时的德意志自然是不同的，但是许多立场，和人们所真正在意甚至捍卫的东西，还是一样的。
和陆建明告别，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易之从抽屉里拿出稿纸，放在了书桌上。
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已经十分习惯了用纸笔书写的方式，甚至对于当初高效率的键盘敲打陌生了起来。或者说，他已经是粉习惯了这个原本对他来说陌生的时代陌生的国家的许多事情，甚至于现在坐着许多他以为自己只会对华夏做的事情。就像自己生于斯长于斯，骨血里流淌这这片土地的芬芳一样，全心全意都是这里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