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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盘不再是传说
序
很久很久以前，秦岭山脉的西端有一座大山，名字叫大黑岭，是先秦居民生活的地方。
传说中有一天，不知从何方爬来两只巨大的蜈蚣，霸占了大黑岭，它们残忍无比、吸血成性，昼伏夜出地袭击当地的居民和牲畜，打乱了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先秦居民们也曾奋起反抗，试图驱赶走这两只凶恶的蜈蚣，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始终不是蜈蚣的对手，反倒是白白丢掉了很多性命。
正当人们不知所措准备逃离大黑岭的时候，从秦岭山脉的主峰太白山飞来一对凤凰，这对凤凰本来只是路过这里，但是流离失所人们的哭声打动了它们，它们决定停下来帮助人们消灭这对蜈蚣。
凤凰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找到了蜈蚣，经过一场恶战，凤凰虽然啄断了蜈蚣的很多只脚，但是自己也伤痕累累，并且被蜈蚣施放的毒气熏坏了眼睛。首战不利，凤凰撤出了战斗，飞回了太白山。
凤凰并没有气馁，太白峰顶，它们衔来无数支香木，用天火点燃，然后双双跳入火中，这就是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在极端的痛苦之中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和火眼金睛。
凤凰又飞回了大黑岭，重新挑战那一对蜈蚣。蜈蚣虽说仍然凶狠，但是面对浴火重生后的凤凰，只有招架之力没有反手之功，很快就被凤凰啄的遍体鳞伤，落荒而逃。
流离失所的先秦居民又回到了大黑岭，过上了平静安定的生活。为了纪念和感谢这对凤凰，人们把大黑岭改名叫凤凰岭。
几千年过去了，现在的凤凰岭山脚下，经过几十代人的建设，已经成了一座繁华的现代城市，公元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先秦居民的后裔，又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已不再是神话传说－－－－－－
第一章临危受命
任营岩从杨局长办公室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北方九月的夜晚，清风习习，空气清爽，白天一场细雨，驱走了夏日的炎热，整座城市似乎一日间清净下来。
任营岩的心情却是平静不下来，明天就要走马上任了，可是刚才局长最后反复叮咛的一席话，却让他感到问题的棘手－－－－“小任啊，王书记的厂长职务虽然被组织部免了，可他还是厂党委书记，你进厂后，要多听他的意见，尤其是人事安排，要以王书记的意见为主，千万要处理好党政之间的关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王书记姓王名忠，是宏文造纸厂第五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他是1989年上任的，上任前是厂劳资科科长，计划经济年代，这可是一个金饭碗，工人调个工种，干部挪个岗位，想把老婆调进厂的，想离厂去丈夫单位的，都得到劳资科进香磕头。王忠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职权，上上下下维系了一大批人，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位置上。可一坐上这个位置，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工厂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一年勉强保本，第二年就亏损了600多万，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要不是工业局杨局长保他，这次连书记的官帽也得被摘了。当然了，厂子亏损也不能完全怪他，只能说他是官不逢时，赶上了工厂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跟不上这个大形势的工厂，个个都开始步履艰难了。尤其是造纸、纺织这两个传统行业，出现了全国性行业亏损。
任营岩原来也是宏文纸厂的员工，刚招进工厂时当了几个月的清洁工，后来进车间当工人，由于是老三届知青，多少有些文化底子，时不时也会被抽到机关做些临时性工作，所以对王忠多少会有些了解，知道两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无论是思想观念上还是工作做派上很难合拍。任营岩1985年电大毕业后调到了工业局，在新组建的企业管理科做干事，对宏文纸厂亏损的原因以及王忠该承担的责任了解的很清楚。
宏文纸厂是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是中国最早实行机械化造纸的厂家，在国内造纸界影响很大。它最早的老板，就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荣毅仁先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人占领了荣氏家族所在地，荣氏家族把一批产业迁徙到内地，使内地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凤凰岭市成为了大西北的一个工业城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荣氏家族在凤凰岭市的纺织厂、造纸厂、面粉厂为国民革命军、人民解放军的穿、吃、用都提供过有力的支持，为此，凤凰岭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抗日战争时期，从1936年至1944年6月的8年多时间里，日机先后28次空袭凤凰岭市，出动飞机302架次，投弹1211枚，炸死466人，炸伤350人，炸毁房屋1481间。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也在这里打了一场大仗，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战役，王震、杨得志、周士第这些解放军名将，运筹帷幄、叱咤风云，把胡宗南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解放后不久，开明的荣氏家族就把这些企业交给了国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些企业向全国新成立的同类企业输送了大量技术和管理干部，同时也为这些新企业培训了大批技术工人，成为造纸行业的龙头，尤其是在大西北，别的不说，光是造纸厂的厂长，十有八九都在宏文纸厂呆过，有的是宏文纸厂直接派去的干部，还有的是来参观学习过或者是曾经在宏文纸厂培训过的学员。宏文纸厂最红火的时候是文化革命刚开始的那两年，那是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纸张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就连那些残次品也成了宝贝，纸厂除了月月超额完成国家的调拨任务外，自销部分的数量也是供不应求，客户是拿着现金提货还得排队，好在是当时工厂没有调价的权利，否则真是要“洛阳纸贵”了。纸厂的好日子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形势便急转直下了，随着单轨制的计划经济向计划、市场经济双轨制的转变，这些老企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一是设备老化，很多早已折旧完的设备由于无钱更换，仍在维持使用，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纸厂有一台切纸机，竟然是1929年的德国货，原配件几乎全部更换完了，还在作为主要设备使用；二是产品老化，跟不上印刷行业的发展，当时的印刷行业船小好调头，纷纷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对纸张质量要求的很严，而国内的纸张很难和这些设备配套，一喂进去便卡机，要想生产适用于这些设备的纸张，就必须进口相应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动辄几千万美金，对于宏文纸厂这样的老企业，根本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三是企业办社会，负担太重，一个三千多人的宏文纸厂，从哺乳室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技工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应有尽有，都是要花钱的地方，五百多名退休人员，每月退休工资就得好几十万，有人开玩笑的说，国营企业的厂长，去一个小国家当总统，能力都绰绰有余了。再要说当时国企的弊端，那就是吃大锅饭了，“大锅饭”的说法，要追溯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年代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既简单又片面，认为共产同吃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殊不知经典的共产主义标准，最后一条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要大大的提高，于是乎，吃着生产队的大锅饭，没人再去操心田怎么种，肥怎么施，牲口怎么养了，结果是大锅饭吃了才一年，一场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大锅饭里变得清汤寡水，2000多万人饿死的不明不白，到了阴间还存疑共产主义怎么就把自己饿死了呢？悲催的是活着的人明白的不敢明白去说，糊涂的人还在糊涂的做，反映在国企，就是职工仍然抱着大锅饭的饭碗，心安理得地混日子。大锅饭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仇富”发展到“杀富”，于是就演变成一次次社会动乱，再于是，便有人乘着动乱，完成自己的皇帝梦，更朝换代了一次有一次，可老百姓过的仍然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元朝时大文学家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总结的最经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惜的是百姓们很少有人知道这支曲子，更不会去多想其中的深奥道理了－－－－－－。和所有的国企一样，宏文纸厂的大锅饭也养育了一批懒虫、精虫和蛀虫。3000多人的厂子，光机关大楼里就坐了500多人，其中以工代干的就300多人，还美其名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每到周三下午的干部政治学习，六楼的会议室里就人满为患，连过道里挤的都是来晚的人；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比比皆是，党委系统本来就有政工处，还要另设一个专案办公室，专门处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行政系统本来就有质量检验科，上级要求在工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于是就又成立一个全质办，上级还表扬厂里重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党委的组织科管干部的调配培养，行政的劳资处管工人的调配和工资，说的好听点是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其实是管理人员人不得尽其才，权不得尽其用，遇到疑难点的问题，互相推诿，出了问题又相互指责。其实这也怨不得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从上到下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再说白一点，只要你工厂里不设那个机构，准有上级对口部门批评你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大帽子一扣，厂里的书记、厂长谁也顶不住。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一大批懒虫，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是不干，而是只能这样干。这种体制的最可怕之处，是造就了一批思想上的懒虫，他们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者，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更不知道创造性工作的含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一个单位弄得死气沉沉。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精虫，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钻进卵子，成就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上拍马溜须，刻意奉承，对下官气十足，唯我独尊，对平级的同事，不但是排除异己，而且对只要威胁到自己升迁的人，都要使绊子，下圈套，极尽使坏之心，极尽打击之能。这些精虫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一旦权到手，便把坏事行，所谓大盗藏于朝就是这个道理。宏文纸厂不久前就出了一件怪事：由于厂子严重亏损，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市上要调整厂领导班子的说法便流行开来，就在这个时候，宏文纸厂的财务科被盗了，蹊跷的是，放现金的保险柜只有被撬的痕迹却未被撬开，而锁在文件柜中的账本却被丢的乱七八糟，经检查发现，厂子小金库的几册账本不翼而飞了，虽说是公安部门介入了调查，但由于钱财没有损失，也就不再去认真查究了。当时的国有企业，都会有一些计划外收入，也就是非正常生产经营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进入单位的正常财务账，企业普遍把这些收入用来支付特殊的费用，例如国家规定企业的招待费用不能超过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二，象宏文纸厂这样的企业，正常的年销售收入是一个亿，亏损后的年销售收入仅有6千万，算下来一年才有12万的招待费用，厂子天天都有接来送往的事，上级来人要接待，客户来了要接待，王忠又好那么一口，找个借口就要摆上一桌，这么点钱，哪里够用？于是小金库就派上用场了。再例如，职工的福利基金要由企业利润中提取，企业亏损了，哪来的利润，福利基金也就无处可取，没钱给职工搞点福利，哪个厂长耳根子都清净不了，尤其是逢年过节，不发点柴米油盐，职工的唾沫星子就把厂长淹死了，这时的小金库，就成了救命的稻草。小金库虽然有这么多的用途，可也是把双刃剑，由于它不像正常的财务收支受上级财务部门的监管，很多支出都是白条子进账，白条子出账，一切支出由厂长一个人说了算，这就埋下了变相贪污的隐患。宏文纸厂小金库的账本被盗了，不少职工私下里议论这是消迹灭证，王忠是想混过离任审计这一关。
王忠的运气倒是不差，工业局的老局长田骏原本是决定把他一竿子橹到底，书记厂长职务一起免，巧的是田骏要去市委组织部商量这件事的头天晚上突然脑淤血躺进了医院，工业局的工作就由副局长杨洪主持了。杨洪曾经是宏文纸厂第三任书记兼厂长，特殊时期任厂政治处主任时就和宣传干事王忠的关系不一般，杨洪手下有哼哈两将，王忠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现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赵竟仁。在杨洪的周旋下，王忠保住了党委书记的官帽。
第二章不速之客
任营岩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一进房门，就看见一位不速之客坐在客厅椅子上，说是不速之客，其实也是位熟人，他是宏文纸厂现任的副厂长，同时也是任营岩中学时的老同学周和。
当时一般家庭都有沙发了，可任营岩家的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原本是一间房，还是他调到局里后，厂总务科照顾他，在房中间垒了一堵单砖墙，隔成了卧室和客厅，这样的小客厅，任营岩嫌摆沙发挤，坚持使用折叠椅，有人来了就打开坐，人走了立马叠起来靠到墙边。老婆、儿子几次提出买沙发，他都置之不理，她们无可奈何，也只好由他去了。
看到任营岩进门，周和就站起来打招呼：“任厂长太辛苦了，这么晚才回家。”任营岩心里一顿，旋即说：“局里明天才宣布任命，现在还不是厂长，几十年的老同学了，怎么还来官场的那一套？”“既然还认我这个老同学，我也就直话直说了。”周和盯着任营岩的眼睛接着说，“厂里这次班子调整，把我的副厂长免了，你是啥态度？”“我能有啥态度，都是市委组织部和局党委定下的人选，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任营岩说的是实话，这次班子的调整，并未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心里也很别扭，留在任上的副厂长还好说，可免去职位的两个副厂长，肯定会认为是自己做的手脚，这一进厂，就无缘无故地树了两个对立面，每个对立面都是厂里的老员工，周围都有一批关系好的人，到时候不知要给自己的工作制造多少难题，设置多少障碍！
好在周和相信任营岩说的是实话，他俩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一块上中学，一块当知青，一块进纸厂，一块上电大，毕业后一个调到局里，一个回厂做了副厂长。周和知道任营岩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所以也没有多纠缠，而是直截了当的问任营岩：“有没有挽救的办法？”任营岩没有马上回答周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盒金丝猴烟，点着后深吸了一口，陷入沉思。
说实在的，任营岩并不怎么看好周和当副厂长，上中学时周和就是那种书呆子类型的人，除了自己的学习，对班上的任何事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进厂后不久就调到劳资科当劳资员，他精于计算，很符合这一岗位的条件要求，本职工作倒是做的条条有理，1984年电大毕业后，刚好赶上厂里调整领导班子，组织部要求班子里要进一位有大专学历的人，以体现班子的知识化、年轻化，当时厂里只有13名大专生，数他资历老，有机关工作经验，连他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差事落到了自己头上。可他当了副厂长后，仍然是老习惯不改，他分管的是劳资处和总务科，都是和职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可他向来不管具体的事，职工找他办事，他都推脱到科长身上，科长找他请示问题，他习惯习惯性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着办吧”，时间一长，就落下了一个“周瞎子”的绰号，好在他本来就高度近视，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职工是说他眼睛不好呢。但是，看法归看法，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任营岩不会完全按着自己的看法去处理问题，他在局机关呆了6年，熟知在国有企业，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量才使用的，其中不乏平庸者，很多人用职工的说法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可话又说回来，只要这些不拉屎的手里不拿搅屎棍，还是可能派上用场的，就像周和，书生气十足，从不和上级领导作对，留在班子里，至少在关健时刻还能投自己一票；再说了，厂里还有几十名一起进厂的知识青年，他们大部分已经都有一官半职，稳住周和，就会得到这批人的人心，这对自己能否较快地打开工作局面，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看着任营岩在沉思，周和也不便插嘴，只是焦急地望着任营岩的脸，可是坐在旁边的妻子方敏却急了，“这事怎么办，你说个话呀！”方敏也是老三届知青，向来说话是快言快语，在纸厂生产科当计划员。“我们在谈工作，你插什么嘴！睡觉去吧。”任营岩厉声说到。方敏一听丈夫话音抬高了，悻悻地转身走进里屋。其实方敏也是一肚子气，丈夫明天回厂当厂长，竟然事先没有给自己漏一点风，要不是周和今晚来说到此事，自己还一直蒙在鼓里，方敏进卧室后一直和衣躺在**上生闷气。
任营岩很快就拿定了主意，“这样吧，明天杨局长宣布厂级领导任命前，我找他谈话，能把你留到班子里最好，如果不能留下，我会坚决要求他把你平调到其他厂任职，保全住你的面子。”任营岩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烟，又一字一句的对周和说，“如果我的努力凑效，把你留在了班子，你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切实负起责任，再就是要毫不迟疑地配合我的工作，不要让我为这次决定后悔！”周和听了这话，感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连忙一边用力地点点头，一边哽咽地说，“谢谢老同学－－－－－谢谢任厂长－－－－－－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一定不会！
第三章因祸得福
送走周和，任营岩刷完牙，简单地用冷水擦了把脸，走进卧室。方敏还没睡，听到任营岩进来，猛地从**上坐起，气冲冲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这不是瞒，是保密！”任营岩干脆地回答，“你在机关也混了这么多年了，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入党、提干、升工资，这三件事，没有铁板钉钉子砸的实打实，事先给谁也不能讲，这是组织原则！更何况人心隔肚皮，想坏人好事的人等得就是这种机会！你忘了79年调工资的事了？”听了这话，方敏口气缓了下来，那年就是因为方敏嘴不严，把厂里内定给她调一级工资的事透漏给同办公室的何小爱，没想到何小爱到劳资处大闹了一场，硬是把这级工资给她搅黄了。当年调工资有比例，不是所有人都普调，国家规定调资人数不能超过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劳资处按比例把名额下到各部门，由部门评比推荐，然后由厂调资领导小组统一平衡确定，调资纪律很严格，其中就有“泄密者取消调资资格”的规定。
“纸厂眼看着就要完蛋了，这么个烂摊子，你当是好弄啊？要当厂长，也该挑个好点的厂子呀。”方敏换了个话题，关心地说。
“说得轻巧，好差事能摊到我们头上呀？来到凤凰岭市二十年了，我们靠的什么？不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吗，我们既不是当官的后代，又不是领导的亲戚，人家为什么要给我们大鱼大肉吃，丢给我们的，只能是硬骨头！”任营岩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也正是啃着硬骨头，才成长起来了吗？！”说到这里，任营岩感到自己话语过于激昂，有些沉重，于是又笑着对方敏笑着说：“看来我一辈子是个苦命的人了，老爸当年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不就是说天下能让我啃的，就是这些坚硬的岩石了。”听到这话，方敏也会意地笑起来。
其实任营岩并不是没考虑过到纸厂当厂长的难度，从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王科长第一次找他谈话，征求他对纸厂的看法，他心里就明白这是组织对他的考察，从那天开始，他就考虑干还是不干这个问题了。仔细分析的结果，他认为自己当纸厂的厂长，还是有不少优势的，首先，自己在纸厂工作过十几年，对这个厂子的情况相当熟悉，无论是生产工艺、设备，还是厂子的人事情况都了如指掌，基本上可以说是个内行，真是派自己去其他厂任职，光熟悉这些情况至少也得半年时间，现在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五、六十年代了，提倡的是四化干部，自己虽说离专业化干部还有距离，但要说粗懂还是可以的，更何况真要太专业了，也当不好厂长，因为一旦专业，就会狭隘，很难看到全局，很多专家当不好领导，就是这个道理。其次，自己有一大批学生在纸厂工作，不少人已经担任了车间班组长，成为基层的骨干，。这批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1977年至1982年在厂子弟中学当老师期间带过的学生，那时候文化革命刚结束，学校的教学秩序仍然很混乱，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学生佩服的不是课教得好的老师，而是能够出头为他们摆平矛盾，保护他们人身安全的老师，当时任营岩30岁左右，身强体壮，从不怕事，遇到学生之间打架或是校外人员到学校闹事，总是挺身而出，为学校和学生排忧解难，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另一部分是自己1982年至984年上电大期间，在厂教育科当副科长，教育科办了一所技工学校，学生主要是厂里的子弟，也有一些厂里关系户的子女。这时的任营岩已经是政治上比较成熟了，知道这所技工学校就是纸厂的黄埔军校，所以他虽然是不脱产上电大，学习压力非常大，仍然兼任了技校的校长，在学生的身上花了不少的气力，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威信。这两部分学生后来陆续顶替父母上岗或分配到厂里工作后，经过几年实践和锻炼，陆陆续续地成长起来了。第三，宏文纸厂有几个已经离休的老领导，这几位老领导虽然都已离休，但是无论在厂里还是市上，都还有他们的市场，尤其是纸厂解放后的第一任书记兼厂长达昌奇，在位时说一不二，离休后仍是“老虎不吃人，威名在外”，就连市委组织部考虑纸厂每届厂长书记新人选，都要上门征求他的意见，而任营岩和达昌奇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这要追溯到1975年了，那时候任营岩还是厂里的一名最普同的工人，达昌奇还关在“牛棚”里被改造，厂里抽调任营岩到机关专案组，恰巧参与的就是达昌奇的案子，任营岩年轻气盛，颇有正义感，再加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被整的对象，所以对当时所谓的“牛鬼蛇神”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在内查外调的过程中，任营岩了解到达昌奇被罗列的三项罪名和实际情况出入很大：第一项罪名是解放后抛弃了农村“大脚”老婆，和历史反革命的女儿联姻，长期与历史反革命的岳父划不清界线。任营岩认为，达昌奇解放前在师范学校教书时从事地下工作，而他现任妻子马华是他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达昌奇担任宏文区区委书记，马华担任妇联主任，他们带头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实属情有可原，何况达昌奇的大脚老婆一直住在农村，二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达昌奇和马华错就错在未婚先孕，在群众中造成**影响，二人也为此付出代价，达昌奇被降职到宏文纸厂当书记兼厂长，马华也随他到纸厂当名普通干部。马华的父亲解放前担任过保长，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因为没有儿子，就一直和大女儿马华住在一起，这也就是达昌奇不能和历史反革命划清界限的原因。达昌奇的第二项罪名是隐瞒历史问题，实际情况是他自己曾经主动交代，说自己曾经听师范学校的老同事说过，解放前夕学校好像把学生老师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自己从来没有办过什么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所以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希望组织能查一下。任营岩为此事专门到省档案馆查过敌伪档案，确实找到过一张名单，有好几百人。为了弄明白真相，任营岩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几十名名单上的人，他们也同样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在省监狱找到当时的学校国民党负责人，才弄清了真相，原来是国民党看到大势已去，为了给共产党以后制造点麻烦，所以就制造了这么一张名单，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所以名单上的人，没有几个知道自己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达昌奇的第三项罪名是生活作风问题，说他和自己的小姨子马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事情说起来有点好笑，因为任营岩找当事人马艳谈话，马艳对此事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追问是哪个缺德的人造这么个谣言，任营岩还真不好说，因为他看遍了检举达昌奇的材料和达昌奇的交代材料，中间只有一句话和生活作风有关，那就是达昌奇的交待材料里有一句话“有次和马艳打打闹闹时手不小心碰在了她的Ru房上”。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果找不到被运动人的政治经济问题，那就要在他的生活作风上做文章，因为这是两个人**上的事情，别人说你有，你总不能找个证人证明你没有，所以只要屎盆子扣在你头上，想洗都洗不清。特殊时期中，那些整人的人把这一套玩的是炉火纯青，不知道有多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这样栽在了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上！
在专案组讨论达昌奇的案子时，任营岩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介绍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关于达昌奇的案子，我的观点是：第一，达昌奇和岳父生活在一起，是人之常情，并不能由此就说他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能不能划清界限，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吃不吃一锅饭的问题，再说了，达昌奇也曾为这个岳父背上了组织处分，组织已经处理过的问题，我们再拿出来重新处理，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第二，说达昌奇隐瞒历史问题，也有点牵强附会，如果说他刻意隐瞒，他为什么又给我们提供查案的线索呢？假如我们真给他定个隐瞒历史问题的罪名，不正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中了敌人的奸计吗？！第三，如果说一个男人无意中碰了一下女人的Ru房就能够上纲上线到生活作风问题，恐怕我们在座的这些男人以后谁也不敢和女同志共事了，谁敢保证一起共事百分之百没有身体接触，到时候给你戴顶**的帽子，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说到这里，专案组的几个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只有专案组组长候乘道板着脸厉声喝道：“任营岩，你严肃一点好不好！这是在办案子，不是在议论****。”看到领导发火了，任营岩也感到自己说的有点过火，旋即闭住嘴不再说话。
可任营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二天就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候乘道正式通知他，由于他不是共产党员，不适合搞专案工作，又让他回车间劳动了。
古代大思想家老子有句名言，说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任营岩更没想到，自己竟会因祸得福，一时的仗义执言，却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坦荡的仕途之路：不久，全国人民就敲锣打鼓地庆祝“四人帮”被打倒了，特殊时期结束了，老干部平凡昭雪，达昌奇也重新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官位上，当他知道任营岩在特殊时期那样的背景下都敢为自己这样的“走资派”主持公道时，非常欣赏任营岩的品德和能力，一手解决了任营岩的入党、提干、上电大深造诸问题。说起入党，任营岩自己都有些汗颜，达昌奇指定厂党委副书记丁德胜和政治处处长陈玉明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从递入党申请书到举起拳头宣誓，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40天时间。
任营岩把自己的这些优势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给方敏，方敏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便说：“事情已经定下了，干就干吧，不过你也得有思想准备，这个差事并不好干，有什么事情不要再瞒着我，好在我也是厂里的老人了，情况熟悉，有啥事也能给你参谋参谋。”没想到任营岩却说，“参谋就不用了，你也有个思想准备，我和杨局长说好了，过几天市经委会借调你，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天正在从几个厂子调人，你在工厂也窝了二十年了，也该换个环境了，再说收入也会多一点，不能两个人都窝在一个亏损厂子里。”听到丈夫关键时刻还能想到自己，方敏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任营岩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些，杨局长当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把我老婆方敏马上调离纸厂”，杨局长不解地问：“为什么？别人都希望两口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你为什么要分开呢？”任营岩回答说：“理由很简单，方敏是市政协兼职的常委，向别人提建议是政协人的工作习惯，方敏也免不了这一套，而政协人提的意见，往往是隔靴挠痒——解决不了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她成天在我耳边吹枕头风，会影响我对问题的判断。”杨局长认为任营岩说的有道理，也知道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习惯和能力的人，于是很爽快递答应了他的要求：“刚好经委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来局里借人，那就让方敏暂时先到那儿工作吧，以后有机会，再把她正式调到机关来。”“这样最好，那我就多谢局长了！”任营岩感激地说。其实方敏能当上市政协常委，也是任营岩抓住了一次机会：方敏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方立本解放前就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解放后他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率领全家来到凤凰岭市所在的省，在省会的一所大学任教。方立本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夕，当方敏的爷爷、叔叔和姑姑们决定去台湾的时候，方立本坚决选择留在了大陆，他说：“我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党，看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怎么能跟着老蒋去逃往孤岛呢？！”解放后，他时时处处跟党走，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优越生活，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西北，支援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可是1957年，他的命运急转直下：那年年初，国家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市人委请他去参加座谈会，临行前太太段汝心告诫他，“老头子，到了市上，说话要注意点，不要乱说学校的事。”方立本不以为然：“你这是妇人见识，组织上既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信任，有话此时不说，还待何时？”座谈会上，方立本是竹筒倒豆子——没有一点保留地畅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一番“外行领导内行经常误事”的言论，引起很多参加会议专家、学者的共鸣。第二天的晚报头版头条报到了这次座谈会，自然了，方立本的一番言论，也就被大段大段的引用了。看到晚报对自己言论的肯定，方立本心里很舒坦，觉得国家和政府还真是重视知识分子，殊不知这些言论，给自己埋下了大大的祸根，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右斗争开始，一顶“**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扣了下来，虽然他据理力争，还是免不了被划成了极右分子。厄运开始后，方立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大儿子方斯坦高考时曾经成绩名列全市第二名，竟然也没有那个大学敢录取！由于有亲属在台湾，方立本和他的儿女一直都是被内控人员，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控。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立本家的厄运才告结束，尤其是国家加强对台湾的统战工作，了解到方立本在台湾的一些亲戚成了国民党政界、军界、商界的要员后，又一次想重用他，可惜的是此时的方立本已经是年老体弱，卧病在**，再加上心有余悸，不能也不愿再操心政事了。任营岩不同，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既然方家曾经为这些海外关系吃尽了苦头，为何不抓住这苦尽甜来的时机，转祸为福呢？于是他找到市委统战部，为方敏参政展开游说，统战部的想法和任营岩不谋而合，不久，就增添方敏为市政协委员，很快又提升为兼职的常委。方敏倒是挺适合这份工作，她天生一张利嘴，说话一套一套，从不打绊子，还给她们政协的议政工作总结了一句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争取不白说。
第四章言之有理
第二天一大早，任营岩就赶到局里，他本来是和杨局长说好在厂里会合的，因为有周和这档事，他必须在任命宣布前和局长谈妥，所以局长还没来，他已经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