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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卿如实说道：“在长沙时还勉强凑活，搬来昆明以后就困难了。一个个都拖家带口，工资还只发七成，反正我的积蓄已经用尽。岱孙兄（陈岱孙，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下狠心把烟戒了，我却戒不了，平时只能买土烟解瘾。今天实在馋得慌，跟个大烟鬼似的，脸面都丢尽了。”
周赫煊当然知道西南联大的老师很困难，但没想到这才1939年就开始生活窘迫了。工资发七成那是自愿，为抗战节省经费，但今年的物价涨得太凶，老师们很难单靠工作养家糊口。
西南联大说起来很牛逼，后世提起来各种浪漫，但真实情况非常糟糕。三校间的矛盾就不说了，老师们年年喊张工资，为了赚外快，很多知名教授不得不给花边小报写文章。
现在其实还算可以，至少老师和家属能填饱肚子，到1941年以后就更惨了，物价已经涨到外太空。1943年甚至有西南联大教授集体绝食请求涨薪的传闻，蒋梦麟在重庆吓得连忙打电话制止，教育部这才给每位老师加了400元到700元不等。
天可怜见，1943年初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助教工资100多元，正职教授最高才600元。这点钱哪够啊，若非有各种补贴，老师们全都要齐家饿死——补贴往往比正工资高出一两倍。
至1945年的物价更吓人，只当年四月份，西南联大需要发放的薪水和补贴就高达4000多万元……
周赫煊和黄子卿闲聊一阵，很快抵达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处。
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总务长沈履闻讯，立即出来迎接，拉着周赫煊进去喝茶聊天。
西南联大最耀眼的地方是什么？
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师生们摒弃彼此矛盾，齐心合力把学校建设维持好。本来大家约定三校合并以后，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联大校长，但蒋梦麟和张伯苓主动让权，跑去重庆担任其他公职，让梅贻琦安心的管理西南联大。
梅贻琦后来要辞去校长职务，担任总务长的郑天挺苦心挽留。因为包括郑天挺在内的其他管理者，都是来自北大的，清华的梅贻琦一走，西南联大就成了北大一家独大。
为了保证校治民主，避免一言堂，郑天挺不仅劝留了梅贻琦，还恳请南开和云大的老师务必加入校务委员会。
西南联大从中期开始便是清华、北大、南开和云大联合治校，当然，云南大学属于辅助性质。因为联大和云大只隔一条马路，云大师资力量不足，便邀请了很多联大教授兼任。云大当时勉强算西南联大的一份子，只不过行政和资金独立而已。
众人聊了一会儿学校的情况，梅贻琦就亲自带着周赫煊出城，沈履则留下来继续工作。
西南联大的真正管理者，不是校长梅贻琦，而是总务长沈履。奈何学校实在困难，沈履很快就要撂挑子不干，接任者正是郑天挺，西南联大全靠郑天挺苦撑才能坚持到抗战胜利。
顺便一提，沈履是钱钟书妻子杨绛先生的堂姐夫，威斯康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双料硕士。
卡车很快驶出昆明大西门，梅贻琦指着远处说：“刚来昆明的时候，联大租借昆华农校的校舍教学，新校舍虽然已经建成，但还有一部分师生留在昆华农校。新校址在那边！”
西南联大的校址就在后世的云南师大，说是校舍，其实看着就是一栋栋农村宅院。
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初版设计图是几栋西式大楼，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修改为三层砖木结构。三层很快变成二层，建成时变为土墙平房，听说每改一稿，林徽因就要落一次泪。
唯一值得肯定的地方，大概就是校舍采光很足了。没有玻璃，直接在土墙上掏大窟窿当窗户，再弄几根木条支撑做窗棂。
房顶是铁皮的，过不了多久就要换成茅草——铁皮可以拿去卖钱筹集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