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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赋还可接受的话，那么役便是时人不能承受之重了。
役有正役与杂役之分，正役即运粮、布匹等到南北两京各处等，定例，每年秋天赴南京关领堪合然后承役，乃国初重典；杂役即为门子、膳夫、防守城池库役、水陆兵壮等，统称为均瑶。
均瑶到万历‘一条鞭法’后多以银收取，且不论。
松江府正役有总催、经催（催收钱粮、赋役的粮长，松江府每年要1300人）、布解（松江府每年八名，华亭四名，上海、青浦各两名）、北运（56名）、收兑（141名）、收银（76名），南京蜜糖、惜薪司运柴、南京五城兵、直堂、国子监膳夫解户（1到3名不等）等二十三种名目，无法免除，这里以布解为例。
松江乃产布之地，正役以布解最为烦苦，如一县额供三线细布2450余疋，布价银七钱，官府铺垫扛解盘用银一钱一分（在田赋中加收），充役者用油纸包布，自行索舟车、每关闸挂号，运抵各处，交部收讫。
因路途遥远，充役者往往需要往里贴钱才能完成任务，通常每疋要赔银二三钱，若因质量不合格、破损等原因退回，则须重复解进补足数额方可，这样，每疋就要赔至五六钱。
这只是三线细布一项，松江府秋税中，需布解三线细布3万余疋，棉布9万9千余，折色布4万2千余，以每疋亏三钱计算，充役者每应役一年就要亏5万两银子。（按照1:600换算成软妹币，则是3000万。）
最后，董其昌总结道，“故吴中一闻此役如赴死地，虽今议以第一殷实巨富，田余两千亩、家累巨万金者承之，尤不及也。至役户不得不卖田鬻产，役毕，则已吸骨及髓，身无剩余。”
这样一看，治标的方法便是多派人应役或加耗。
袁可立有其历史局限性，听完见识也未能跳出时代，觉得和自己所料不差，潜意识便将‘加耗’否决，试探问道，“多增应役如何？”
“此岂易事哉？非独役难，审役更难，审役者下则身家俱毙，上则心口两穷。”
编审应役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事，袁可立问出口便知道答案了，听到董其昌的反问，便端起茶杯掩饰，有些不自然的面色。
临近冬至，茶在二人交谈时早已冰凉，寒意顺着袁可立的喉咙一路到胃，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霎时变得清新起来。
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是市舶司和商税，至于役法，得上书天子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