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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城如被浇上了热水的蚂蚁窝，元顺帝魂不附体，准备向北逃亡。新任宰相拓跋太平是个头脑冷静的人，认为毛贵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只要拖住他一段时间，他就会不战自退。元顺帝战栗不已，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拓跋太平。拓跋太平集结了当时大都城内所能集结的一切兵力，主动出击柳林村。双方就在柳林村发生激战，毛贵错误地估计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和蒙古军队展开野战。结果，毛贵惊讶地发现，蒙古军队当年横扫地球的气势犹存，但发现时已经晚了，他的军队经不住蒙古骑兵的冲杀，溃败而退回山东。
毛贵退回山东后，重新调整兵力，准备再来一次斩首行动，但很快就出现内讧，毛贵死于内讧中，这支曾和大都擦肩而过的东路军灰飞烟灭。
运气最好的是关先生的北路军，但最莫名其妙的也是这支北路军。按刘福通之前的作战计划，北路军的任务是越过太行山，绕过所有城镇直奔大都，在大都外围和东路军汇合，联合夹击大都。可计划不如变化快，关先生到太行山时，元军已把各个关口堵得水泄不通，关先生进行了几次试探性攻击后，发现不可能完成任务。但他也没有通知刘福通，而是擅自做主，强攻冀宁（今山西太原），冀宁城高墙厚，关先生损失惨重，但他运气好，终于攻陷冀宁。在休息了一个月后，又强攻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顷刻而下，关先生志得意满，一股气荡平了从大同到上都的元军防御据点，推进到上都开平城下，一阵猛烈的攻击后，开平城陷。表面上看，关先生完成了军事任务，但由于他在路上耗费了太多不必要的时间，所以当毛贵在距大都五十公里的柳林村放眼四望时，根本没有看到战友关先生。关先生在上都踌躇满志，因为南下二百八十公里就是元大都。但莫名其妙的是，关先生没有南下，却向东推进，攻陷了辽阳（今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
高丽王国当时是元王朝的卫星国，主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但他们没有和关先生刀枪相见，而是乞灵于阴谋诡计。他们派出大批美女和关先生的军队缠绵，又搬空了国库，把所有珍宝献给关先生。当关先生和他的部队沉浸在这种奢华纵欲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时，高丽王国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早已准备好的特种部队对他们进行了偷袭，接着就是疯狂的屠杀。关先生死在美人窝里，只有一万余人逃出高丽回到中国，但被正在等待他们的蒙古军队一网打尽。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耗尽。刘福通本人在韩宋帝国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郁郁寡欢，元军趁机围攻汴梁，刘福通带着皇帝韩林儿逃跑。至于他以后的结局，将是朱元璋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论述。
韩宋帝国的斩首行动虽然把自己的力量耗尽，但元王朝的根基已被掏空，现在，只需要轻轻一推，元王朝就会轰然倒塌。也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刘伯温向他的好朋友石抹宜孙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
齐桓公，我呼唤你
刘伯温用灯笼计剿灭吴成七后，江浙行省对他进行了嘉奖，他被升为从五品的江浙行枢密院出纳文书（行枢密院经历），这是刘伯温在元朝时做的最高的官职。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因为对从前的回忆使他感到压抑。况且，当时北方的局势急剧恶化，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带给刘伯温的冲击不亚于小行星撞地球。
他当时有点万念俱灰的意思，如果非要说有使他心动的事，那也只能是石抹宜孙。
1356年阴历三月，也就是刘伯温刚重出江湖时，方国珍第三次洗心革面，归顺元王朝。刘伯温对方国珍的痛恨深入骨髓，其实他不是痛恨方国珍这个人，他的痛恨是和方国珍类似的人。消灭吴成七后，刘伯温就试探着石抹宜孙，要他对方国珍用兵。刘伯温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国珍现在表面上是为政府出力，但贼心不死，肯定还会反叛，不如现在就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让他将来没有见风使舵的机会。这个提议相当冒险，甚至有被治罪的可能。人人都知道方国珍当时已经是元政府任命的江浙行省副宰相（参知政事）兼行省后勤部部长（海道运粮万户），是政府公职人员，如果真对政府公职人员动武，那罪名可不轻。况且，方国珍当时控制的地盘占了浙东沿海一大部分，海军军舰有千艘，实力已今非昔比。石抹宜孙即使想打方国珍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
听到刘伯温的提议，石抹宜孙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自家人不打自家人，万一出了事，你我人头不保。”刘伯温说：“都包在我身上。”石抹宜孙觉得这事太不靠谱。刘伯温又提了个建议，险些把石抹宜孙的胆子吓破了。刘伯温这个建议是用诗歌的形式提出来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周纲虽云弛，一匡赖齐桓。”
这是一句运用典故的诗，“周纲”是东周的纲常，春秋时期，各路诸侯雄起，东周天子成了受气鬼，龟缩在洛阳城里看着各路诸侯打架。不过，东周天子仍然挂着“天下宗主”的牌子，各路诸侯虽然吹口气就能把它灭了，但谁都不想动手，惹天下人咒骂。“齐桓”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和他的国家称霸时，南方的楚国一直想向中原挺进，但被齐桓公的阵势给吓到了。所以，孔子说：“咱们没有被楚国灭掉，成为披头散发的野人，全是因为齐桓公啊！”
刘伯温的意思是这样的：现在的元王朝就是当年的那个受气鬼、窝囊废，而石抹宜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可以自作主张，明火执仗地摆平各路反政府武装，用武器来维护元王朝这块招牌。也就是说，石抹宜孙你有枪杆子，完全可以自主创业，把元王朝放在一个人人能看得见却不需要它的地方，比如灵堂。
刘伯温的这种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官方的说法叫谋反，政治学家的说法叫分裂主义，曹操的说法是“用天子之名以成己事”。有人会从刘伯温的这句诗中得出牵强的结论，认为刘伯温对元王朝根本就不忠，所以后来才跑去给朱元璋当参谋。这显然是对刘伯温的污蔑，刘伯温没有说让石抹宜孙放弃元朝的皇帝，而是希望石抹宜孙用手中的资源来扶持元王朝。换个说法就是，他希望石抹宜出去开分店。石抹宜孙头脑虽然清晰，却远没有刘伯温那样灵活，所以，他拒绝。其实，石抹宜孙理解错了刘伯温的建议，他以为刘伯温要他单干。他可能也想过，但权衡后发现，单干的利润和他现在给元政府打工的利润几乎相当，给政府打工，那是旱涝保收啊，但单干，可就没谱了。所以，石抹宜孙偷偷把这首诗毁了，但刘伯温却把诗歌留了下来。
多年以后，刘伯温站在青田山上回想往事，仍能想起他给石抹宜孙写的那首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刘伯温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必须要有齐桓公那样的人。但是，现实又一次让他失望，确切地说，是石抹宜孙击碎了他的梦想。
刘伯温和石抹宜孙在处州的合作开头美好，结局却不尽如人意。刘伯温在剿杀吴成七之前回老家招募了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但很能打。当时在处州各处的反政府武装，几乎都是被这支部队消灭的。
最好的军事训练基地是在战场，刘伯温手中有这样一支部队，并且取得了还算辉煌的诸多胜利，可当中央官员来评定功劳时，刘伯温的名字居然没出现在功劳簿上。事情是这样的，南京军区司令员（经略使）李国凤巡视江南，得知刘伯温此次处州剿贼的胜利之后，对刘伯温的才能十分欣赏和推崇，便把刘伯温的功绩上报了朝廷。刘伯温也很希望能够通过李国凤的举荐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为朝廷平定红巾军起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那些当初庇护方国珍的大臣们，在李国凤上承的军功簿上一见到刘伯温的名字就觉得厌烦，哪里还会去嘉奖他的军功，至于授予重要官职那更是不可能的了。诏命下来，最后刘伯温反而被降职录用，让他做文职，不得参与军事。
石抹宜孙认为这是小事，而且对刘伯温受到不公平待遇进行了细致但不合理的分析。首先，刘伯温没有上功劳榜，是因为方国珍在搞小动作。方国珍和刘伯温上辈子有杀父之仇，刘伯温总想搞掉他，方国珍心知肚明，所以就利用金钱和后勤部长的权力明示中央政府，刘伯温是高危分子，将来会破坏团结，能打压就尽量打压。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深信不疑。石抹宜孙就接着分析说：“你现在手里有支很能打的军队，如果再给你戴红花，上光荣榜，你的威信在军队中膨胀，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了。”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想对石抹宜孙说两个字——放屁。元王朝虽然靠砍刀斧子起家，但它慢慢地惧怕起这些东西来。忽必烈还在位的时候，元朝的军力全球无二，可还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禁得最厉害时，十几家人使用一把菜刀。在长江以南，一个村里只有一把菜刀，搞得很多家庭妇女做饭时，只能靠牙齿来“切肉”或者是“切菜”。元顺帝即位后，各地烽火连天，对已经革命的地方他们管不了，所以就对还没有革命的地方进行百倍的严格管制。菜刀不许有，地方政府专门设立部门来为百姓切菜。刘伯温的意思是说，政府都能禁止菜刀，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的部队收回？可他们对我的部队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刘伯温无话可说，叹息一声，说：“老天喊我回家写书去，我是不敢负国，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刘伯温似乎在向朝廷表白，也似乎是在告诉世人：他的离开，并非意味着是对元王朝的背叛，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时候的刘伯温，大概觉得自己的心志和遭遇实在是像极了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元顺帝就是楚怀王。
屈原无比热爱着楚国，无比忠诚于他的国君，可惜楚怀王却听信奸佞的谗言，把屈原流放在汨罗江边上，让屈原受尽精神的折磨，最后带着满腔的幽怨，自沉汨罗而亡。临死前，写了首《离骚》来表明自己的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