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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想错了。刘伯温此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定力，所以当羁管他于绍兴的命令来到时，他的面无表情并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满脑空白，呆若木鸡。
三年羁管岁月
悲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监狱里，也就是说，地球就是个大监狱，万有引力就是镣铐，我们永远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离开地球，终归要回来的。据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一个人逃出了这个监狱，这位越狱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阴冷的宫殿里，每天对着一只兔子以泪洗面。众所周知，这位越狱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场有点凄惨。乐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游乐场中，因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但乐观主义者也承认，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游乐场。
其实，人心才是最大的监狱。刘伯温虽然受到的处罚是羁管绍兴，但官方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羁管措施，他可以去绍兴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写诗，可以和朋友游览山水名胜。也就是说，对于刘伯温而言，绍兴这个监狱其实是个游乐场。但开始时，刘伯温拥有悲观主义论调。
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癫狂起来，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呕吐鲜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请来游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名噪绍兴城的捉鬼大师，甚至通过各种上层关系请来了西域的番僧，这些人对刘伯温进行了眼花缭乱的除妖仪式，刘伯温总算醒转过来。可还不如不醒，因为醒来后，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杀行动，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样时刻盯着他，使他无法得逞。刘伯温在进行了一系列无法成功的自杀行动后，又经过家人的哭泣劝阻，终于醒悟。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饭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饭桌上画了个八卦图，说：“这就是监狱。”然后又轻轻地抹掉了八卦图，说，“没有监狱。”
这是一个暗喻，刘伯温告诉我们，人心认为哪里是监狱，哪里就是监狱，反之亦然。
关于刘伯温多次自杀的事情，有一点需要补充：
我们知道，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城时已是43岁，四十多年来，他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顺畅无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见到刘伯温，随便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就能回答，他通晓的学科天下无出其右。如果把刘伯温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西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善，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西方哲学家认为，一个人追求智慧是无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东方就不是这样，东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成功。一旦成功遥遥无期，那就谈不上有幸福感。
刘伯温有智慧，但他没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认为的幸福是凭借智慧取得的成功。由于成功没有取得，反而还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所以他不开心，所以就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
站在绍兴城里最高的地方俯瞰绍兴城，它是一座被水洗过的绿油油的城池，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它永远都保持着那种惊世骇俗的纯净。刘伯温站在那里，脑海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绍兴的历史。最先跃入脑海的是舜帝在这里接见百官，然后是大禹在这里召集诸侯，宣称不再禅让，而要家天下。时光如梭，刘伯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鹰钩鼻子、嘴里永远都散发着臭气的人正在这里卧薪尝胆，这个人就是越国国王勾践，他因为品尝了敌人的大便，嘴里永远都保持着一股臭味。光阴似箭，刘伯温又看到一群宽衣大袖的人正在绍兴城里谈天论地，就是不问世事，这是魏晋那群所谓的风流人士。突然一声马嘶，刘伯温看到宋高宗赵构在这里胆战心惊地避难，而且还说出了“绍祚中兴”这四个字，“绍兴”就是这么来的。
刘伯温站在绍兴城中最高处反刍历史，历史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说：“如果绍兴是座监狱，那这座监狱真是风光无限，因为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住过。人绝对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这是一种临时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张邀请函，刘伯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绍兴，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写诗，永无虚日。
在这三年看似热闹其实内心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事发生。比如刘伯温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的，他可谓是当时着名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儒林外史》开篇的楔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不过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隐士、高人。我们小时候也学习过关于他刻苦学画的课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当出名的，语文题目中也没少考过：“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是绍兴人，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慷慨有大志，通术数之学，也算得上是位“仙儿”。元末天下还没乱糟糟的时候，他曾去过京师，偷偷与人说“乱且作”，人们都以为他疯了；后来他又仿照《周礼》着书一卷，说道：“我还没死，拿这个去献给明主，可以让天下太平。”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谘议参军）后，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后来的事，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早就想结识了，这次到绍兴，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其实，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但在特定时期，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比如都能画点小画、作点小诗。
交往起来以后，王冕的诗集出来后，请刘伯温作序，刘伯温欣然允诺，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好好地夸了几句。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
除了交朋结友，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作作文。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在绍兴的这几年，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比如“牡丹会”啊，“南镇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
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于是，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的篇章时，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这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
可是，刘伯温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但现实却是，没有平台给他。如果没有戏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唱戏。但心里唱戏，别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于白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