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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诚除了祷告上天保佑泰州不失守外，别无他法。1365年阴历闰十月二十六日，泰州失守。徐达兵团乘战胜余威，直逼兴化、高邮。张士诚大为恼火，发动反攻。他把一支主力兵团投到朱元璋控制区内，进攻目标是宜兴（今江苏宜兴）、安吉（今浙江安吉）、江阴（今江苏江阴）。
朱元璋想不到张士诚还有进取精神，慌忙命正在高邮城下攻击的徐达兵团后撤长江，支援宜兴。徐达兵团赶到宜兴城下时，张士诚兵团还未发动攻击，两支兵团就在宜兴城下展开野战。无数次朱张兵团的战役都证明，张士诚兵团不是朱元璋兵团的对手。所以，这支攻城部队连宜兴城城门都未摸到，就被徐达兵团全歼。宜兴之围一解，徐达兵团迅速掉头再北渡长江，挺进高邮城下，全面攻击开始。
张士诚两次“围魏救赵”的失败，不能证明他智慧的枯竭，只能证明他兵团的朽木不可雕。他只好再派一支救援部队去解救高邮城，可这支部队在太仓（今江苏太仓）停了下来，战战兢兢，面无人色。张士诚多次催促，这支部队多次不动，最后，由于恐怖气氛的不断降压，这支部队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张士诚在垂头丧气中过了一个毫无生气的春节。1366年正月，他提起精神，三次使用“围魏救赵”之计，水陆并进。海军进驻君山，步兵团和骑兵团出驮沙，攻击目标：江阴。
朱元璋难以置信，张士诚这时候还有心情攻江阴。刘伯温却说，他现在只有这一招，希望东方不亮西方亮。朱元璋对张士诚这次进攻很是谨慎，决定亲自率军驰援江阴。张士诚闻听朱元璋亲自来了，忽然魂不附体起来，水陆两军掉头就跑。朱元璋下令舰队追击，张士诚的海军逃跑起来的速度都相当慢，很快被朱元璋舰队追上。张士诚再不战就太说不过去了。他后队变前队，仓促展开队形，迎战如泰山压顶般的朱元璋舰队。
事实又重新证明了一点，张士诚的陆军不如朱元璋，海军更是如此。一个时辰后，这场海战无悬念地结束，张士诚扔下几百艘战舰的躯壳狼狈而逃。
1366年阴历二月，明玉珍在重庆睁着大眼去世时，徐达兵团攻陷高邮城。多年以前，高邮城是张士诚的一块招牌，他在这座城下创造了击溃元政府军最后一支主力的传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张士诚缔造的那个传奇销声匿迹，再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惊喜的消息。现在，张士诚内心深处最得意的高邮城永远地离他而去了。据说，当得知高邮城失守后，他呆若木鸡，许久才叹道：“想不到它也丢了。”
使他想不到的事还有很多。高邮城一下，徐达兵团于1366年阴历四月进抵淮安（今江苏淮安）城下，张士诚政府在淮安的守将立即投降。淮安的丧失使张士诚在淮东的大门敞开。徐达兵团如暴风一样，一连串攻陷兴化、通州（今江苏南通）、濠州、徐州等地。张士诚的北境被击碎，他只能局促于长江以南。
自此，刘伯温制定的灭张战略第一阶段胜利完成，历时半年。张士诚在苏州城的宫殿里不停地踱步，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需要恢复很久。
朱元璋可不想让他复原，哪怕是心灵上的创伤都不许。就在灭张战争的第一阶段圆满结束后，朱元璋回老家看了老爹老妈的坟墓，只一个月时间，他就匆匆地回到应天，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传檄声讨张士诚。
传檄，其实是公布檄文。檄文是合法政府用于征召、晓谕的公告或不合法政府声讨、揭发敌人罪行的文书。
中国人在传檄上有着精深的造诣。不过，中国人里写出优秀檄文的都是不合法政府人员。
比如商汤声讨夏桀的《汤誓》，周武王声讨商纣的《牧誓》，都是不合法政府声讨合法政府的檄文。唐朝武则天时期，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写了篇《讨武曌檄》，把武则天看得直愣。可徐敬业是造反派，武则天才是合法政府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檄文，都是不合法政府摆出一种不要脸的高昂姿态来声讨合法政府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檄文就是为了师出有名。书写檄文的人不管是否能打败敌人，都想先过过嘴瘾再说。
由于檄文是声讨性质的文章，所以，里面只有两种话，一种是好话，这是要扣在自己头上的；一种是坏话，这是要扣到对手头上去的。檄文的行文方式是典型的两分法：我什么都好，对手就没有一点好的；我高尚如圣人，对手则是彻头彻尾的小人。
这叫不厚道的造势，朱元璋肯定有这种造势，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极不厚道的暗黑人物。
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断定张士诚有八宗罪。
第一宗：张士诚你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大罪第一（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
第二宗：后来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大罪第二（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撝，其罪二也）。
第三宗：再后来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大罪第三（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
第四宗：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大罪第四（初寇我边，一战而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
第五宗：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大罪第五（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五也）。
第六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大罪第六（阳受元朝之诏，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相，其罪六也）。
第七宗：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大罪第七（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迩、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
第八宗：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大罪第八（诱我叛将，劫我边民，其罪八也）。
张士诚听闻这八条罪状，跳了起来，失声叫道：“朱秃子神经错乱啦。”
朱秃子没有神经错乱，这八条罪状看上去是无稽之谈，其实，它们有很深的渊源。而这渊源，如果张士诚能绕过现象的漩涡，就会发现这篇檄文的本质所在。这一本质正是刘伯温几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才使他迷途知返、恍然大悟的。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朱元璋对旧社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多年以后，他泪水在眼里打转地回忆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州县官吏对百姓如对待牲畜，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从不认为民间有疾苦。我当时愤怒得发狂。”
刘伯温在1360年初见朱元璋时，无法理解朱元璋浑身散发出来的对元王朝的刻骨仇恨，这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朱元璋不了解。朱元璋没有知识、没有背景，处在社会最底层，受了太多的苦。就是后来拿着饭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饭，也是过了今日没明天。用民间的说法，朱元璋的人生就是“强活”——奋力勉强地活着。
刘伯温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凄惨岁月，由于二人的经历不同，他也无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刘伯温不想改变朱元璋对元王朝的看法，因为他本身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元王朝，他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很有心得。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时候，抛掉朱元璋头上顶着的红巾军的帽子。其实抛掉的不是红巾军这顶帽子，而是这顶帽子的白莲教的质料。
他在给朱元璋的《时务十八策》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朱元璋赤手空拳创建了应天政府，而丝毫未提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员将领。
1362年阴历六月，察罕帖木儿在他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温柔的一笑，这位元王朝的“齐桓公”对朱元璋说：“我已经奏报朝廷，给你个丞相的职务。”朱元璋对这察罕帖木儿的温柔一笑，心神不宁。当时刘伯温正在老家守丧。他给刘伯温写信征求意见。刘伯温对他说：“察罕帖木儿现在是元王朝的顶梁柱，我们不能得罪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张士诚那样投降元政府，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只有一个计策，那就是不理他，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降。”
刘伯温的这一想法，是他把朱元璋和张士诚作比较得出来的。当时张士诚投降元政府，在法理上名正言顺。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张士诚那里，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跟着张士诚，风险成本小，而跟着不合法的朱元璋，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