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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考的策论,名为对策,本身亦有规矩。每篇文章字数不能超过一千,大明的科举中,只有成化年的状元罗伦针砭时弊言之有物,抨击宦官批评皇帝,写了六千多字,一字不删一字不易,除此以外就再没一个人有此恩遇。
殿试对策也有自己格式,开头必有:“臣对臣闻”,结束部分则必须用:“臣俯拾刍荛,上尘天听,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作为结束。不写题目,不许点句钩股。
整场考试时间为一天,由于避免起火,所以例不给烛。举子可以自带饮食,朝廷则在中午时提供一包宫饼,另有几大罐茶水备饮,于考试环境而言,实际很是艰苦。不过到了殿试一环,所有参考者的心思都在考状元上,于饮食或是其他的物质享受,都已经不大在意。即便饿着肚子,也没什么关系。
明朝的殿试对策多用散体,要求也很松。由于殿试选拔的是官员,实际束缚要求,比之前面的考试就减少了许多。既可以写一些对朝廷施政的看法,也可以针砭时弊,对当下存在的问题予以指出,如果顺带能举出解决办法,自然最好不过。
只是这道殿试考题,在范进看来,更像是一道站队题,不是什么考试题。
天下之政出于一,这个题目看上去当然没什么问题,属于标准的政治正确。这是从明朝一开始就定下的国策,不管换谁当皇帝,这条是不能动的。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题目出来,时机有点巧妙,天下之政出于一是没问题的,但是出于谁人之手,在当下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朱元璋定立制度,自然是希望把政柄把握在自己的子孙手里,如果其政策始终不打折扣无丝毫变化地延续下去,整个帝国的权力都会握在皇帝手中,没人能从皇帝手里把权力拿走。内阁首辅自身并没有根基,其地位完全由皇帝控制,皇帝想要他在位子上,其就可以工作下去,如果皇帝想赶人,也只是轻轻一挥,就能让帝国宰执身首异处。
在另一个时空里,崇祯时代大明已经风雨飘摇,皇权大不如前朝,杀首辅照样像宰鸡一样容易。不管首辅看上去多威风,其实都不能和唐宋时的宰相相比,两下的统治根基不同,基础不同,自身的权威也就没有可比性。所以从制度上看,天下之权只能出在皇帝手里,落不到别处。
但问题是,朱元璋的制度和大明的很多律法以及制度一样,都属于只强调合理性而忽略掉人性。一个疆域庞大的国家在正常运转,必然出现无数繁杂琐碎或又有些棘手难办的事情。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皇帝想要权力,就得要承担起当权者的责任。
权力要的越多,自己要承担的工作也就越重,只做一个简单的思考,大明两京十三省这么大的疆土,每个省份每天只发生一起事件,皇帝就要处理十五起突发事件。这些事件必须要处理的妥当,保证政策切实可靠有执行可能,不至于在地方上引起变乱,又不破坏国家的既有形态,这个要求就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何况一个国家一天又何止十五件事,而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是人杰。
朱家子孙并非都有祖上那般过人的精力,更不是所有皇帝都有着足够的睿智与政治手腕。更何况这份工作要求全年无休息日,每天所有时间都放在处理朝政国家大事上,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像朱元璋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这种堪比血汗工厂的工作时间安排自然也让他的子孙大叫其苦,不愿意像祖宗一样辛苦过活。
后世人说起明朝文官势大,总喜欢用阴谋论,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文官势大本就是治理国家的必然需要。只要明朝想要维系一个大一统高集权的政权模式,就必须让文官势大。因为皇帝自己治理根本治理不过来,而且那种辛苦也是皇帝不愿意承担的。
当把一部分朝政交给下面大臣处理的时候,就必须把皇权被分薄下移,否则就没法干活。而皇帝要下面人干活,又要保证拿到权力的人不至于威胁到自己的皇位,能选择的群体无外藩王、太监、文官、武将。
首先,藩王肯定要剔除掉,毕竟明朝国度从江宁搬到京师,就是因为藩王转职……。从那以后,对这方面的防范异常严密。举个例子,比如某些穿越同道,想要建议皇帝对海外殖民,然后分封诸王,这在永乐靖难之后就是谁提谁死的建议。永乐自己就是藩王拥兵而反,你提议搞几个实权王爷,且在海外不受朝廷制约,到底什么立场?崇祯年间唐王带兵勤王救驾,转头就被崇祯塞进监狱里,也是一个旁证。
至于太监,这也办不到。
首先不认识字的太监没办法处理朝政,这是个最基本的常识。其次,认识字的太监其实也都是文官教出来的。内书房读书的太监,都由翰林教授文字,能被委派到内书房教书的翰林,大多会成为辅臣预备役,因为这样的内外相有师生之谊,处理起国家大事会比较方便。所以太监只是割了的文官,并不会比有某些零件的文官更值得信任。最后,太监也不是都值得信任,文官的中旨不奉就是被太监挤兑出来的。
中旨虽然名义上是皇帝颁发,但实际上完全可能出自司礼监某太监之手,皇帝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比如明宪宗时,要尊嫡母钱皇后和生母周贵妃为皇太后,同时确定徽号。当时太监夏时为讨好周贵妃,传谕独尊周贵妃为皇太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力争,才两位太后并尊。整个事件,皇帝从头到尾都不知情,以他名义下发的圣旨就已经到了百官手里。在明朝制度下,尊奉中旨很可能是尊奉太监的命令,长此以往,早晚会演变成唐末那种太监把持废立的局面。正规流程走完的圣旨,才最有可能体现皇帝本人意志。文臣只服从有内阁拟票的圣旨,其实这正是对皇帝忠诚的体现。
至于武夫,那压根就不能列为备选答案。武人掌权之后的皇帝处境,前朝经历的太多,明朝皇帝自然不会自己去找死。举个例子:明穿文宠儿正德,在历史上把二品武将都指挥毕春怀孕正妻宣到豹房侍寝,毕春只能乖乖服从命令,这便是武人本身不掌权,否则单这圣旨都可能酿成兵变。
几方面的力量计算下来,在维持现有模式不变,且保证国家稳定这个大目标下,可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就只剩了文官,于是随着仁宣之治以来,明朝的文官权柄渐渐加大,皇权逐渐下移,这也是客观条件下的无奈之举。
现在的万历还没成亲,从官场角度看,其根本还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让他出来挑大梁独掌政柄就是拿国家命运开玩笑,如果没有内阁辅臣,把全国的奏章都堆到万历面前没人替他看,那这国家用不了多久就会瘫痪或是发生内乱。在天子大婚前不能亲政,是经历过若干次动荡之后,成熟的封建政权对于国家政权保障的一道约束器,保证国家不至于被某些不靠谱的帝王玩坏。
皇帝不能亲政,国家又必须运转,不能让地方上拿到自主权,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实际就是代替皇帝出面治理这个国家。他所拥有的权力地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至少在当下这个时间段,张居正可以看做皇帝的代言人。
天下之政眼下是出在张居正之手而非万历之手,这是客观局面所导致的必然,非人力所能干预。由于其是首辅不是皇帝,不管再怎么霸道强势,下面的杂音总会是有的。朝中各方大佬不可能像儿子一样听话,张居正怎么说就怎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