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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象棋遵循官越大越无能的传统不一样，国际象棋中的“丞相”不是一个只会围着皇帝脚跟转的儒士，而是颇有能力冲锋陷阵的勇士。国际象棋中的每个成员的自由度和整个棋局的激烈度，都要比中国象棋大。这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西方民族自由、奔放、动荡的性格。而中国象棋则比较雍容、庄重、典雅，因此不懂得中国哲学中那套以柔克刚、以近致远、动静有致的奥秘，而只会蛮冲硬打者，肯定是下不好中国象棋的。
如果说中国象棋是中华民族“以静制动”传统性的象征，那么西方民族则比较尊重个人奋斗的意义。正因为此，在国际象棋中，一个小小的士兵奋战到对方底线时，可以随意成为任何一位权威，这对权力地位“先天命定”的中国象棋而言，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象棋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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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产生于封建时期，它全息地映射着封建的社会秩序和等级伦理。由于各自植根的沃壤不同，中国象棋的艺术和棋理折射着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东方民族文化精神；国际象棋的内蕴则体现着宗教笼罩下的西方民族文化精神。
君王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以夺取对方君王为胜利成了象棋艺术的灵魂。这一点东西方不谋而合。细微的区别是，中国象棋的王称“帅（将）”，是忌讳“犯上“的缘故；国际象棋没有此类顾虑，文字上自由得多。中国象棋的“帅（将）“，不能出“九宫“，且有“士、象“充当专职护卫力量，始终扮演着幕后指挥的角色，这些对“帅（将）“，的特殊保护是“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至上的写照。君王是国家的基石，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国际象棋唯有“王车移位“的特点关照，稍不留神还会失去该权利，“王“可在棋盘上任何一格自由往来，随时可能御驾亲征，对“王“的保护通过其自身灵活机动的躲闪来实现。这与中世纪欧洲频繁的民族征战迁徙相关。中国象棋的“帅（将）“不能“对面“，可洞察出儒家礼义的熏染；国际象棋的“王“可以面对面厮杀决斗，隐见血亲复仇的烙印。
古代中国，妃嫔媵嫱处于被玩弄的地位，故中国象棋根本没有“皇后”、“王妃”的位置；国际象棋则不然，“王“的旁边是仅低于王的、地位显赫的“后“，“后“是最灵活、最有力、活动范围最大、威胁最强的棋子，表现出在西方“后“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等往往起着仅次于王的作用。
中国象棋的“士“是宫廷卫士，司“九宫“安全，不离“帅（将）“左右；“象“是臣相，只能于本土飞来飞去。如此宠大的护卫部队削弱了攻击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增强了防御体系，即使前线战士全部马革裹尸还，也可能杀和敌军的骚扰，这些反映出中国君王传统的求稳怕乱的心理和习惯。国际象棋没有后勤人员的设置，它的“象“是指教士，分黑的格象，能满盘飞舞，黑格角的格象各司职互不相交，暗示着东正教、天主教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
中国象棋的“兵（卒）“只能一步步向前走，不能后退，虽有“过河小卒当小车“之说，但它终究是“卒“，到头无非一“老卒“而矣，隐喻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愚民信条。国际象棋的“兵“虽然也只能前进，但它走到对方底线可开格为“王“之外的任何一子，这展现了西方进取、升迁的欲望和机会。
象棋有法度森严的精神，中国象棋对棋子的限制尤为突出，区区十六个子有五个不能过河，“士、象“有法定的路线，“马“有拐脚之制约，纵是千里马一旦受制也难以纵横驰骋，表现着压抑个性的封建体制。国际象棋没有对棋子的过多约束，反射着西方豪迈不羁、自由奔放的个人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