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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的传播渠道实在太过单一，初了衙门口的告示，各种报纸之外。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许多乡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纸币这样的事情，仍然使用银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纸币，被同乡用十两银子兑换十银元。
在部分地方也闹出了一点事情，不过总体来说这次货物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百姓也看到了政府在为他们办实事，有的时候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
在当时来讲，只要吃的饱，穿的暖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关绪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个世界！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最难被改变的，也是阻挠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
简而言之，就是民心决定改革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吉田松阴、长井雅乐、高衫晋作等人已经为日本民众作了十几年的思想准备，更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兰”学，日本德川幕府虽然也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文明，但他们又异常地提倡荷兰人带进来的西方知识，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这就无怪于明治维新水到渠成。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识的只是上层的那一小撮人，还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民众仍然是懵懂无知，也就无怪于像闹剧一般，只维持了百天便惨淡收场。
后来的辛革命也是一样，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中就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础的，戌戌变法前，维新党人也曾在全国各地的草堂讲学，《海国图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书的出版也不可谓不振聋发聩。
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困难，从后世流传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人都有师法日本人的痕迹，而举凡改革措施也多与日本作比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国多大，日本也许只用民间有识之士十几年训导之功，便能幡然觉醒，而中国这般春风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时间，更何况中国是站在封建制度顶峰的国家，中国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彻底。
这就更加深了通过文化思潮促进民族觉醒的困难。后世的很多人悲哀的发现，要想在中国掀起像法国大革命前那样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难得齐心，很难有一种东西让所有人都关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中国百姓自觉的觉醒，只有靠战争，把他们*到面临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没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这样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也不会有新中国建立时那么高的人民觉悟。
这就是这个民族所谓的劣根性。
不过，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民族地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数千年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断代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任何一个外国人地想象。
在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受聘于其他的国家，有时甚至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这在他们眼中是可以原谅地。甚至因为他们的职业*守而得到赞扬，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是这个民族最好地写照。
关绪清采取地政策与结论略有区别。毕竟，进行那样一场颠覆性地战争，代价实在太大了。关绪清只需要人民都体会到危机感就够了。真正的觉醒还是靠国家机器推行地教育来完成。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会像关绪清这样热衷于民众的觉醒。他们永远把巩固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们信奉的经典。
正因为关绪清特殊的经历不可复制。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复制的，即便历史重来一遍，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也不可能奇迹般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