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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让你不断取得进展，质疑答案让你获取新的发现。
——伯纳德·海希
我们创建谎言甄别方法论绝不是个偶然。如果说这其中有一些运气的成分，那就要从1978年菲利普加入中情局安全署说起。和你想的一样，这个部门的职责是保证中情局全球的设施、人员和信息的安全。在兰利的安全责任部值了六个月夜班，又在华盛顿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后，菲利普听说局里的安全署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部门——测谎部——需要人手加入。为了拓展自己的经历，菲利普决定一试。
不幸的是，他落选了。测谎部的主管认为菲利普太年轻了，他的经验不足以让他成为一名高效的测谎专家。如果不是有些事横空出世，那么到这里故事可能就结束了。不久之后，那位主管退休了。由于仍然急需新的测谎专家，该部门的副主管乔治·迈斯林斯基再次想到了菲利普，问他是否还对此有兴趣。
而那时，菲利普对测谎工作已经有所迟疑，他觉得可能当初没被选中对他来说更好。那时，他还并不知道他生来就是做这行的。从他自己在局里的几次被测谎的经历，以及许多曾经任过该职位的同事所述的经历来看，菲利普觉得，似乎测谎人员的本性中应该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冷漠无情。毕竟，这些测谎专家训练本领的领域风险极高——事关人命和国家安全——因此局里的测谎检查是十分严肃的事。除此之外，任何测谎活动还都是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测谎人必须能够控制当时的情况，而这总是让人在情感上觉得非常不自在。
菲利普根本就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刚做了爸爸，看上去非常友善，性格非常随和，他觉得自己怎么看怎么是个好相处的人。所以当乔治找到他时，菲利普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他。而乔治没花多少时间就打消了他的顾虑。
“我们就是要你这样的人。”乔治说。他解释说菲利普的性格在获取客观、均衡的信息时是最有效的。乔治还说，能够证明一个人没有说谎和证明一个人在说谎同样重要。“好相处的人”给人一种公平感，能够控制他们的偏见。菲利普要的就是这句话，很快，他就到芝加哥去接受由专家指导的六个月的测谎培训，专家组的成员包括迈克尔·弗洛伊德。在此后的十四年中，菲利普在中情局的工作就是测谎员。
现在我们来说说谎言甄别。就像没有人体测谎仪一样，也不存在什么测谎机器。我们所说的测谎仪并不是真的能检测到谎话，而是能检测到一个人在受到刺激后，身体中出现的生理变化，而这个刺激就是测谎员提出的问题。伴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焦虑是否意味着谎言，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必须通过测谎员的分析能力和人际互动技巧才能找到答案。 测谎仪的列表会记录下对刺激的四种生理反应。其中，两个是呼吸系统追踪，一个是心血管活动追踪，还有一个是皮肤电反应追踪，即皮肤湿度变化记录。测谎员会在列表上做精确的注释，写上他是什么时候问的问题，什么时候问完问题，以及什么时候受检测者做出“是”或“否”的回答。 测谎结束后，测谎员会重新查看表格，并分析受监测人员对每个问题的生理反应程度。根据明确的列表分析规则，如果对某一问题的生理反应达到了“说谎信号”这一级别，那么测谎员会对此问题进行标记，作为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有问题的部分。
就是在一次常规分析中，菲利普有了一个念头（如果不是他那次灵光一现，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方法论）。他分析这些表格，在表格上，他用准确的注释记录下了他何时开始提问，何时结束问题，以及被检测人员何时做出的回答，以确定所提问题与随后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菲利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问的时候不能遵守这种规矩呢？如果我们像这样分析我们的对话会得出什么结果？
答案就是我们的谎言甄别方法论，简称为“模型”。模型的美妙之一，就在于它的简洁性。它有一个战略方针和两个简单的准则。战略方针即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在说谎，你必须忽略那些真实的行为，对其不予处理。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深入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方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菲利普在分析表格时灵光一现，想出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就是时机原则和集群原则。虽然在行为评估领域内，时机和集群的概念并不陌生，但还从未有人将这两个概念与基于测谎仪列表分析的科学编码行为评估模型相结合。
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总体性行为评估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猜测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一种行为。为了从猜测上升到实际的分析，我们需要对那些我们能够找到合理原因的行为上多加注意，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所提的问题。分析就是找出原因，找出原因的各个分支，并探索原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说到时机，我们得先从刺激潜在欺骗行为的问题或陈述入手。 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在说谎，我们需要在传递刺激后前五秒内观察或是倾听欺骗行为。为什么我们将时间范围设定为五秒，而不是三十秒或是六十秒呢？因为速记员的数据告诉我们，我们每分钟平均会说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个单词。与此同时，认知研究表明，我们思考的速度是我们讲话速度的十倍。也就是说，距离刺激发生的时间越长，我们越容易去想一些其他事。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在前五秒钟内识别首次欺骗性行为，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行为直接与刺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