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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福禄追了出去，一直追到梁晓秀的房间门口，梁晓秀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宋福禄敲门，梁晓秀不理睬他，锁上门上床躺下，用被子蒙上头，伤心地流泪了。她越想越来气，此时想到了一个词：活守寡。
她这不就是活守寡吗？
她8个月前来法国时，宋福禄只字不提结婚的事，还是在她逼迫下他们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证之后，宋福禄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和她分居而住，一直拖到现在。期间，她曾提出他们应该同房，但被宋福禄拒绝了。两个多月前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她又提出同居的要求，宋福禄则说等他们还清了所有债务，他们再同居。她只好等待。
现在债务已经还清，宋福禄却又说，等他们赚够10万欧元后再同居。很显然，宋福禄视同居为洪水猛兽，似乎极害怕同居。
梁晓秀躺在床上反复想：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男人？他难道没有那方面的要求吗？他每次都说出恰当的理由回避她的要求，弄得她很尴尬。她毕竟还是一个刚刚19岁的大姑娘，由她口中说出同居的字眼，她不但感觉难为情，还感觉受到了怠慢与羞辱。作为一个大姑娘，她三番五次提出同居的要求，她不仅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还感觉自己太掉价了。在她家乡，那种事都是由男方先提出，女方同意后，才能完婚；现在却掉了个：女方先提出，男方却不同意。
他们当初说好，她来法国是结婚的；现在弄得好像她得求着他结婚，得到他的恩准，她才能圆她的结婚梦。而他似乎在拿一把，总是找各种理由搪塞她。
想到这儿，她感到无地自容了。自己那么下贱，竟然求着人家要同居。他们是正式登记结婚的夫妻，两人本应平等相待，互敬互爱；可是宋福禄掌握着婚姻的主动权，从来不主动提同居的事。他今天早晨还暗示说，这一年他们要尽最大力挣到100万欧元，那意思分明在说：等这一年过去再考虑同居要孩子的事。他难道想等到1972年吗？她是1970年来法国的，现在已经是1971年了，他们还没在一个房间睡过觉。
这是什么事呀！
宋福禄总是躲躲闪闪，顾左右而言其他。他为什么拒绝同居呢？他难道不喜欢她吗？她忽然感到后怕：说不定宋福禄真的不喜欢她，所以才拒绝和她同居。如果是那样，问题可就严重了。她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她由此又想到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宋福禄答应每月给她开500欧元的工资，其余的钱都由他保管。他控制着家里的财权，那些钱怎么用都由他说了算。他万一有了别的想法，她怎么办呢？
她不寒而栗了。
挣到那些钱，主要是靠她出谋划策，使劲浑身力量挣到的。没有她，就没有宋福禄的今日。她不仅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且还让他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可是他呢？他却不满足她的正当要求，而且还控制着家庭经济命脉。
她当然知道经济的重要性：谁控制经济命脉，谁就占据主动地位。倘若他们已经完婚了，组成了一个家庭，她到不在乎他管钱；问题是他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他凭什么把钱都拿去？特别让她感到不快的是，她讲课挣的钱也被宋福禄拿去了。
她从各种角度想婚姻问题，想来想去，她又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宋福禄有没有男人的正常功能呢？他不会有什么毛病吧？她在村里时听别人说过，有的男人就没有性功能，无法和女人同房。他们村就有一个那样的男人，村里的妇女在背后议论那人说：“他是一个废人。”起初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废人”，便问别人；别人笑而不答。再后来，她终于明白了：所谓“废人”就是不能行使男人性功能的人。女人要是不幸嫁给那样的“废人”，只有一个选折：离婚或守活寡。
难道宋福禄也是那样的男人？她毛骨悚然，不敢往下想了。
她立即起床开门，决定向宋福禄问个明白。宋福禄还站在她门口，象霜打的茄子，木呆呆地站在那里。她看他那样子，更觉得他身体有毛病
“你跟我来，到楼下，”她没好气地说，“我有话问你！”
宋福禄跟着梁晓秀来到楼下餐厅，乖乖地坐在她对面的桌子旁。
他看一眼梁晓秀，然后说：“晓秀，你听我解释，我不是不想同房，我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们现在处在最关键时期，不能浪费一天时间，不能耽误一天时间。明天快餐店就要开门；后天里尔大学开学，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急呀，急着挣钱！我还哪有精力想别的事呢？”他认为梁晓秀本末倒置，把婚姻生活至于挣钱之上，犯了大错误。
“那你的意思是一年以后再说这事？”梁晓秀故意那么问，想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最好是一年后再办这件事。这一年对我们非常关键，市场情形现在这么好，老皮尔斯和穆尔又那么积极，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狠狠赚一把！”
“赚一百万欧元？”她又故意问，心里已经明白赚钱对宋福禄来说远比和她同居重要。
“对，就赚它一百万！”一提起赚钱，宋福禄的眼睛就亮了。他说：“晓秀，我是这样想的：有一百万欧元垫底，我们既可守又可攻。”
“守什么？攻什么？”梁晓秀假装感兴趣了，其实她对他更失望了。
宋福禄解释说：“守，就是守住快餐业。我们继续做卷饼，卷饼市场这么好，我们又是独此一份，干吗我们不继续做呢？卖卷饼比开中餐馆都赚钱，这买卖我们要一直做下去，直到市场不再有需求为止。至于攻嘛，那就简单了。我们有了雄厚的资本，我们什么时候想开中餐馆，就什么时候开，不受任何限制。我早就想好了：我们要在里尔开一家最大最好的中餐馆，让我们的餐馆成为有钱人聚会的场所，成为高档餐馆，卖那种上百欧元的红酒。我们要把中餐馆建成那种像赚钱机器一样的餐馆。这次你到巴黎也看到了那些华人餐馆卖的菜有多贵！但他们客源有限；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客源，我们要卖那么贵，我们的餐馆就成了赚钱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