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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队刚搬到新地方，队长就叫我到千田去，给我说了好几遍我都没答应，七八个人呢，谁都不愿意去，为什么单叫我去？如果一开始就叫我去，也许我就去了，可他把每个人都叫了一遍叫不动了然后才来叫我，这明摆着有种欺负人的感觉。最让我生气的是他来叫我的时候，那些不愿去的家伙都笑嘻嘻地看着我，以此显出他们比我狡猾。如果我答应了，就会显出我比他们下贱。我不狡猾，但我脾气犟，犟起来队长也拿我没办法。我们都有手机，可大山里没有信号，是聋子的耳朵哑巴的嘴，挂在腰上，不过是为了向乡下人显示：我们不是石匠，我们是搞地质的，是有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是当怀表用，可以用来看时间。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自己，第二天从床上爬起来，我却主动要求去干田。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我也懒得给他们讲。什么也不讲，就会显出神秘一些，高贵一些。
我们住在山顶上，是那一带最高的山，但并不因此就站得高看得远，能看见的都是些影子，远山的影子，山谷黑乎乎的影子，天边的白云清晰而遥远的影子。哪怕站在房顶上，也始终不能看见大山里的真实情况。几年届我站在上海金茂大厦上面，看出去的情形正是这样，远处是房子，房子外面还是房子，灰蒙蒙的，你明知它们都存在，但闭上眼睛后恍如梦境。那天早上我看见的是一片和平时截然相反的景致，大雾把山谷、沟壑都填满了，一个个山头像是浮在海面上，有的大有的小，看上去比平时清楚得多！就像玻璃上的黑点，贴上一张白纸后反而更清晰。大雾很绵实，感觉只要穿一双宽底大鞋就能从上面走过去。大雾让我心生欢喜，觉得钻到里面去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主动要求到干田去。
我背了个特大号军用水壶，可以装一公斤水，一个黄书包，装了两砣压缩饼干和一个罗盘，饼干每砣半斤重。除此之外我还戴一顶草帽和一根齐眉高的竹棍。
军用水壶里装的是开水，我没注意到，我往脖子上一挂，把我的肚皮烫得火辣辣的，拎着又不方便，于是我把开水倒了，心想什么地方有泉水，灌一壶泉水就可以了。
开始我走得很快，山顶上的雾要薄一些。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的速度慢下来，因为我只能看见簸箕那么宽，把竹竿伸出去，都无法看清竹竿的另一头，我不禁嘿嘿地笑，感觉自己拿了根金箍棒。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神奇的现象讲给所有的人听，但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讲述不可能吸引人时，我难受起来。有些人能把简单的故事讲得精彩纷呈让人到处传颂，有些人则只能把神奇所见干巴巴地端出来谁也不感兴趣。我显然属于后者。在有些事情上我非常敏感，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却是个弱智。比如，对大雾的感受，仿佛有一种冰凉的声音，一股一边堆积一边消解的力量，还有一种乳白色的气味。我要是在那些聪明人面前这么说，他们一定会笑得流口水。
我假装自己是武林高手，把棍子舞起来，试图把浓雾撇开。毕竟学艺不精，连棍子都拿不住，没舞几下，竹棍就从手里飞了出去，我在地上爬了两圈才把它找回来。我必须找到它，在草丛中走得靠它拍草，好把蛇惊开，从农舍旁边经过，还要用它打狗。
大雾到中午才散，我走到一个山头上，就像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阳光明媚，草色青青，回首来路，低矮的地方仍然有雾，但它们不会呆得太久，因为太阳炫耀一般的盯着大地，一副看不惯谁就要灭掉谁的样子。
已经十二点了，我走了五个小时了，但我只走了不到五公里。我后悔死了，后悔像乌云一样在心里头翻卷着。这么走下去，我三天也到不了干田。我怎么那么傻，别人都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但我又是那种既然答应了就要干到底的人，何况已经走了五公里，就是还没出门，我也没有勇气耍赖皮，这对我来说比走任何一条路都要难得多。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优点，实际上我从小就讨厌自己这种性格，如果能把它当成一种良好品德，也许也不会有这么多烦恼，可我偏偏又做不到这一点。
头发和两肩都被雾沾湿了。
走吧，你这傻瓜。
经过一座瓦窑的时候，我看见院坝边趴着一条黑狗，大路就在它下面。堡坎和我身高差不多，如果黑狗突然向我扑来，它站在院坝里就能咬到我的耳朵。我犹豫着，是先把它赶开再过去，还是防备着就这么走过去。正在啪啪地拍着瓦桶的瓦匠看出我的胆怯，大声说：“你不用怕，它不会咬你的。”我刚迈了一步，他却告诉我：“你不要理它，它就不会咬你，它最喜欢咬那些手里拿着有棍棍棒棒的人。”这是要我丢掉竹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我真想骂他一句，撞你妈的鬼！我决定绕道而行，从田埂上绕过去，多走不了几步。我刚走到正中间，黑狗“哦”的一声，跳下梯坎向我扑来。我忙挥着竹竿应战。心里害怕得要命，如果它能识破我的胆怯，不从我身上咬掉一块肉才怪。瓦匠大吼了一声：“黑二，回来！”黑狗喉咙里咕咕地叫着，仿佛很不甘心，我看着它拖着尾巴重新回到院坝里，才双腿发麻又发软地往前走。
我不仅后悔，而且已经感到很厌烦。
被狗这么一吓，我感到口渴起来。但水壶是空的，我忘了找泉水。
明晃晃的太阳照得石头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