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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抱着特号大茶缸蹲在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红苕米饭，等大家说完，他开口了，说，什么先进、落后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
我凑到他身边，想说谢谢什么的，又觉得该谢谢他的是那个落后老百姓。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这儿的红薯真不一样啊，嚼着跟栗子似的。你个小穗子，就因为你贪玩儿，这么好的红薯大娘今晚差点儿吃不上了。
反正，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
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功教员之后。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学习，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那时江青还是“江青同志”，据说她有条“圣旨”让舞蹈演员练戏曲功，练出工农兵气质。这条“圣旨”一直没被证实，很可能是团首长们为了我们乖乖地练毯子功编造的。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队有七八米长，毯子功一个半小时，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翻“前桥”[2]，“后桥”[3]，“蛮子”[4]，跳板蛮子。尤其跳板蛮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们，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我们恨毯子功，首先是我们觉得它无用，其次是我们胆小，给跳板弹几米高再一个跟头翻下来，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么落了地。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腰里使劲儿，啊。”我们就会给他白眼，越发不使劲，全由他搬运。
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是他当选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嫉妒，但它的结果太好，比如入党、提干，提了干结果更好，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帮党员拎着马扎，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那真是让我们顶眼红，顶妒忌。
我们中的郝淑雯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个提高了我们集体平均体重的丰满女兵，一米六九，还没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体温的冲击波。她是一个空军首长的女儿，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郝淑雯一睁开眼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骑车上街不会下车，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她扶住车后架，“哎，老乡！扶一下嘛！”男老乡们当然都会奋不顾身冲上去扶这个美色扑人的女兵。扶完还意犹未尽，巴不得扶两下、三下。自从来了个谁的忙都帮的刘峰，郝淑雯便每天“刘峰”不离口。有时郝淑雯的忙很难帮：缝被子把针丢失在棉花套里，让刘峰帮她棉絮里捞针。
刘峰被选为我们军区的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我们这才意识到，每天被我们麻烦的人，已经是全军的明星了。他从北京回来那天，我们女舞蹈队两个分队都坐在冬天的阳光下学文件，不知怎么冲着归营的活雷锋全站起来了。接下来更傻的事发生了，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
雷又锋顿时脸红，看样子是要掉头往大门外逃。但是他马上确定整天胡闹的女兵们此刻一点也不胡闹，有她们眼里的真诚崇拜为证。一向遭我们冷落，因此试图用冷漠呆板战胜我们的何小曼也动人起来，朝刘峰睁着两汪墨水似的眼睛。何小曼整个人可以忽略不计，就那双眼睛长对了，黑得就像秘密本身。
“学习呐？”刘峰说。
还是老老实实的，就这样问候我们。好像我们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纳鞋底的姑娘媳妇儿，正碰上他进村，搭讪一句：“做活儿呢？”
刘峰胸前别着三等功军功章，真金子似的，在冬天的微弱太阳里给我们增加了亮度和温度。某个二百五带头，我们挨个跟刘峰握起手来。这个刘峰，一手还拎着个沉重肮脏的行李包，一只手给这么多人供不应求地握。他终于把行李袋扔在地上，咣当一声，里面的大茶缸摔疼了。刘峰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多用大茶缸，吃喝洗漱都是它，男兵们开玩笑说，还可以用它舀水救火。
郝淑雯握着刘峰的手说，《解放军报》上登了他们会议的照片，她在上面找过他呢。
家在北京的女兵，父母混得还行的，都在雷又锋的行李里添了份重量。于是他在握手时对北京女兵说，你家给你捎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