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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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三十九度七,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用猎枪互相打,自己打,多的是;胃出血,血尿,发高烧,打摆子,高血压……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哪,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狗日知青都聪明得很!只要能病退回城,啥子发明不出来哟?!”

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疾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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