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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叶灵。
吴酒一杯春竹叶的叶，天时怼兮威灵怒的灵。
诗集齐了幽静绵远与浩然大气，单看名字却像个玲珑的姑娘。
给我起名字的父母，在那一代人里绝对算得上文化人。
我的父亲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墨城当地也算个不大不小的角儿，母亲是公安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我在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哥。
父母有着儿女双全的美好愿望，希望二胎是个女孩。据我妈说，怀我的时候各种反应也验证了应该是个女孩。
应该。但不是。
我出生后，他们才发现性别跟预想对不上，于是只好在起名的时候下功夫，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这个名字，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得可不太好。
那时候对男人，还没有“娘炮”这个形容。身边的同龄男孩老是叫我“小姑娘”，不跟我玩。
幸好，我也不爱跟他们玩。
我很小就跟父亲学唱戏，每天早晨五点和哥哥一起，被父亲从被窝里拎起来，下午放了学，别的孩子写完作业就四处去玩。我不行，还要加晚课。
父亲是典型的严父，而母亲，直到我出狱，她在我的印象里才有了一些存在感。
哦，对了，重要的事，我有前科，曾经被判入狱13年。
入狱的原因是打架斗殴，致人伤残。
至于打架斗殴的原因，其实挺不值一提的，无非被几个坏小子欺负急了的反抗。
那是1998年，古惑仔里的打架斗殴行为在年轻人看来是个性，是血性，是向这世界挑衅的方式。甚至，帝都青年在后海茬架是一种流行。
当然了，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推脱责任。我只是想更透彻地说明自己当时的心境。
我被几个坏小子欺负了，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
像我这样性格孤僻成绩又不好的孩子，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原本并不稀奇，我已经习惯了。
可进入高三以后，他们辍学了，成了真正社会青年，欺负人的手段自然也就比学校里那套老辣一些。
于是那天我带了刀，我记得很清楚，是一把弹簧水果刀。弹簧不太灵光了，有时候弹不出来，按了按钮，还要用手拽一下刀背边缘，将刀身拉出来。
我用它伤人那天，它就掉链子，没弹出来，以至于我脑袋上差点挨了一闷棍。
幸亏我激灵，一偏脑袋躲了过去，那一下可就结结实实砸在了我的肩膀上。
当时我就觉得一条胳膊脱了臼。
剧痛让我失去理智，我学着电影里人物的样子，满脸狰狞，嘶吼着，用牙齿叼着弹簧刀的刀背，终于将刀身扯了出来。
然后我就逮着带头欺负我的人，狠狠捅了几刀。
那是冬天，冬天最冷的时候。大家穿得厚极了，棉袄、毛衣、秋衣、背心……我用了很大力气。
那弹簧刀并不长，我很是怀疑，究竟有没有捅到他。
我一直以为他的惊呼不过是吓出来的。
直到第五天警察找上门来。
那混蛋受了伤，回家竟然不说，自己不知从哪儿找来纱布随便缠了几下。
直到四天后，他突然昏倒，被送进医院抢救室。
诊断结果是一侧肾脏受伤感染。
他被切除了一个肾。
我不确定是哪一侧的肾，上法庭之前，律师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认错，争取得到对方谅解。
我的确记住了很多信息，诸如他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上头有四个姐姐，他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家里曾经穷到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程度。
她的四个姐姐还未满18岁便先后出嫁，为了给家里挣得一份彩礼。
他几乎就是靠姐姐们的彩礼养大的。
他受伤后，我的父母几乎拿出所有积蓄赔偿，也数次替我跪下求情。对方收钱的时候很干脆，但就是不肯松口说一句原谅我的话。
我能理解，真的。
因为就在我入狱的第三年，那个被我捅伤的人就死了。
死于手术后的并发症。
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切除一个肾脏可不是闹着玩的，后续的保养、护理要是跟不上，很容易出问题。
原本，被判十几年，我是不服的，我太倒霉了，正好赶上一轮小严打。对方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让我心理平衡了。
没让我一命抵一命，我应该庆幸。
入狱以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炼下，我很快学会了不去思考对错。我放下了对那件事的所有情绪，我得向前看。这是监狱生活以及出狱后漫长的适应期教会我的。
我18岁入狱，出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
将近而立之年。
我没朋友，只有家人。
很幸运，家人一直没放弃我。
一切都变了，父亲走了，我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哥哥工作了，在外地娶妻生子。
能看出来，哥哥还是很在乎我的。
我出狱时，他特地提前请了假，带了老婆孩子回墨城，和母亲一起来监狱接我。
我很感谢哥哥，但也能看出来，我的嫂子忧心忡忡。
她对我这个服过刑的小叔子满是戒备，紧紧地抱着孩子，似乎生怕一个不小心，我就会抢了她的孩子去卖钱。
我出狱的第一顿饭，一家人吃得各怀心事。
我不忍心让大哥为难，趁着吃饭中途他出包厢抽烟的工夫，我们短短地聊了几句。
大哥说帮我联系了工作，我可以随时去他的城市。
是一份在建筑工地实习的工作。
别想歪了，不是搬砖。是去做监理助理，一边干点打杂的活儿，一边考建造相关的证，也算是条出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