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于律己重声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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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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