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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翊出兵一年多，潘濬与蒋钦便是不可或缺的大将，或为前锋，或为后拒。进攻益州，蒋钦便成了铁打不动的前锋，破于禁，取江阳，接连建功，威名日盛。
潘濬却连一点油水都没捞着。
要说不着急，那是骗人的。
不过潘濬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都无法与蒋钦相提并论。与蒋钦争功无疑是自讨没趣。对孙翊来说，益州之战就是练手，将来出征海外，天地广阔，作战的机会很多，不可因小失大。
所以，他一直很安静地接受命令，尽可能将每一次任务都完成得尽善尽美，让孙翊没有后顾之忧。
这一次，孙翊前往符节，进攻夏侯惇，就将留守江阳的任务交给了他。
战船数量有限，绝大部分都被孙翊带走了，潘濬手里只有几十条民船，自然无法在江面上与孟达交战。不过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地处贵州、益州交界，有不少山地，长江两岸都是山，水就山势，接连拐了好几道弯，江阳城外正是江面最窄之处。
潘濬理所当然地在长江两岸架起了抛石机和重弩。
刚刚分到了土地的江阳百姓热情高涨，积极为吴军提供协助，男子构建阵地，运送物资，女子为将士洗衣、做饭，以便吴军将士能安心作战，击退来敌。
他们都清楚，曹操是依靠世家支持的，如果曹操胜了，以王安为首的四姓八族肯定会翻脸，不仅会将土地夺回去，说不定还会加倍报复。
有了百姓帮助，数日之内，潘濬就在长江两岸完成了部署，在江面上架起了几道浮桥，严阵以待。
孟达本无死战之意，见潘濬守得严密，立刻下令停止前进，命人向曹仁报告，同时不紧不慢地在南岸立阵，试探性进攻南岸的吴军阵地。
潘濬没给他留面子，迎头痛击，杀死杀伤近百人。
孟达识相的收兵回营，紧守营栅。他知道潘濬求战之意甚浓，不想成为潘濬功劳簿上的一笔战功。
曹仁收到孟达的消息后，率部赶来，查看了形势后，决定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同时进攻南北两岸。孟达进攻江南的吴军阵地，他本人则进攻江北的吴军大营，力争尽快收复江阳，增援夏侯惇。
救兵如救火，曹仁顾不上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攻击。
潘濬据守阵地，寸步不让。
——
夏侯惇心急如焚。
吴军三面来袭，他分身乏术。
杨洪赶到后，向夏侯惇汇报了江阳失守的经过，以及诸葛亮与他会面的事，一五一十，原封不动。夏侯惇听了，更是头大。吴军来势汹汹，连谈判都不想谈，一旦遭遇，必然是一场恶战。
从雁岭、江阳两次战斗可以想见，吴军的战斗力极强，非蜀军可敌，符节县城比江阳强不到哪儿去，怕是守不住。
左右权衡之下，他决定放弃符节，收缩兵力，退守江州。
江州（今重庆市）是益州东部门户，是平原与山地的转换处。江州向东，以山地为主。江州向西，则以平原、丘陵为主。曹操在鱼复作战，一旦江州失守，曹操就被封在了山区，再无回旋余地。
黄忠正在率部赶来，江州是必争之地。相较于江阳、符节，江州的城池要坚固得多，更利于坚守。
夏侯惇退守江州，娄关就成了孤城，腹背受敌，旋即告破。
周瑜率部翻越娄山，沿安乐水（赤水河）而下，到达符节，与孙翊会师。
孙翊由武陵入牂柯，原本就是同一战区，只是孙翊在牂柯南部作战，直入南中。周瑜一直在牂柯北部作战，两人军书往来，却没有见过几面。相互之间只是配合作战，不存在统属关系。
如今在同一个战场作战，谁指挥谁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将来进攻江州，与黄忠会师，也有同样的问题。
在攻取雁岭，由僰道东进江阳时，诸葛亮就建议孙翊主动上疏天子，请求天子下诏，由周瑜负责益州南部的战事指挥。
孙翊不太理解。
他倒不是看不起周瑜——对他而言，周瑜就和孙策一样，是他的兄长——而是觉得他是右都护，要比周瑜这个天竺大都督高半级，就算不顾及他的面子，也要顾及麾下文武的想法，至少会让他与周瑜各负责一块，不会让他反过来要听周瑜的命令。
但是诸葛亮坚持他的理由。早在初平年间天子征战南阳时，周瑜就是副将的不二人选。他之所以没有成为都护，只有一个原因，他不姓孙。因为牂柯的战事，周瑜错过了很多机会，但他什么也没说，天子都记在心里，一定会给他补偿。
益州之战就是最好的机会。
可是对于孙翊来说，这个机会却不怎么合适，风险太大。与其让他承担战败的风险，不如由周瑜全权指挥，孙翊还可以借这个机会学习周瑜的用兵之道，并与周瑜麾下诸将处好关系。毕竟将来出征海外，孙翊大概率要和周瑜、太史慈、甘宁同路，长期合作是避免不了的。今天抢了他们的功，落下了恶名，将来可能要加倍偿还。
孙翊将信将疑，但他一向信任诸葛亮，还是接受了建议，上疏行在。只是路途遥远，而且江州、鱼复还控制在蜀军手中，斥候来往不便，要等到诏书还需要一段时间。
得知周瑜将至，孙翊亲自出营迎接，逆水而上，直到十里之外的凤凰山，在山坡上设宴，为周瑜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