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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18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逃！
委员长在日记中写道：
“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工农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望其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是早期追随国父的革命志士之一，又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在国党内也是排名前几的大佬，如果不处理好汪精卫事件，不仅会降低委员长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力，甚至可能造成国民党派系分裂，以及全国统一抗战路线。
在经过两天慎重的考虑之后，委员长终于做出了处理汪精卫出走事件的处置方式。
派人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向英美表明抗日的态度，避免因汪精卫出走，影响了争取外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策略。
公开发表声明，斥责日本人意图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是向汪精卫一行人表明态度，间接劝其迷途知返。
为此，委员长特别发布了《揭发倭寇阴谋昭告世界》：
“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事实已经明白显露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
表明汪精卫出走是其个人行为，并无政治意味，同时动员报纸舆论不要为难汪精卫等人，避免过激言论将汪精卫逼上不得不降的境地。
“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他还给汪精卫留了一丝余地，可是，汪精卫在叛国的这条道路上已经永远不会回头了……
……
孟绍原，身先士卒迭歼钜寇，忠勇奋发达成任务有事实证明，歼灭顽寇获致胜利。特授三等宝鼎勋章！
孟绍原又多了一枚勋章！
“你救了夫人，很好。”戴笠的语气平和：“不过，这事不宜大事声张，所以你的这份功劳也就没有了。”
“报告戴先生，绍原不为立功而来，只为报效党国，报效领袖！”
“有这个觉悟好。”戴笠微微点头：“委员长和夫人，让我代他们转达谢意。委员长同时嘱咐你好好干。”
“多谢委员长勉励，绍原一定不辜负委员长信任！”
“绍原啊，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戴笠欲言又止。
不好。
大事！
戴笠居然用了这样的语气？
孟绍原提心吊胆：“戴先生，什么事？不会有谁要砍我的脑袋吧？”
“砍你脑袋还用和你商量？”戴笠啼笑皆非，随即正色说道：“刚刚我接到长沙方面密电，我军统局长沙站站长何秀明忽然暴毙身亡。”
暴毙身亡？
“长沙是个大站！”戴笠皱着眉头：“可最近一段时候，却接二连三的出事。日军占领武汉之后，中日暂时出于相持阶段，可是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长沙。为此，之前何秀明派遣了一个特工队，秘密潜入新墙河东南岸日军控制区进行侦查，可是特工队刚刚到达的当天，就被日本人给一锅端了。
之前，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派遣了一个同志打进了日军内部，在101旅团担任高级翻译，代号‘鸽子’，由何秀明直接领导，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份忽然暴露，被日本人所逮捕。”
长沙站内部出问题了，而且问题就出在何秀明的身边。
“内部一定出现问题了。”戴笠把孟绍原的心里话说了出来：“能够知道这么绝密情报的，有四个人，长沙站站长何秀明，副站长甘海源，书记阮逸泉，作战总指挥窦立新。本来我还怀疑何秀明最有嫌疑，可他忽然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是不是要我奔赴长沙，找到这个内奸？”孟绍原明白了。
戴笠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长沙的局势比较复杂，甘海源、阮逸泉、窦立新都是老资格了，要人有人，要权有权，派其他人去，一个处置不当，很容易激起内变，而且将会使得人心涣散，兵无斗志，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
“戴先生，按您这么一说长沙是个鬼门关啊！”孟绍原顿时叫起苦来：“长沙我一点都不熟悉，人家都是地头蛇，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我看那，干脆您一个命令，把他们以开会的名义全部召回重庆，然后逐一审问，不就什么都弄清楚了？”
“那么简单我要你去做什么？”戴笠一瞪眼睛：“这三个人都是有功之臣，甘海源和阮逸泉还得到过委员长的接见嘉奖，而且军统长沙站是他们一手建立并且壮大起来的，如果查来查去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心里会怎么想？还会那么卖力的为党国效劳吗？”
说到这，口气放缓不少：“绍原，你好歹也是上海区代理区长，级别和他们一样，而且人机灵，反应快，遇到危险能够用自己的办法处置……这样吧，这件事办妥了，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可以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