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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理压力也很大，这说明已发现我们在注意他，在想方设法的为自己开脱。县委的顾虑不无没有道理，要搬倒他谈何容易，有些事情是无法说清的，我也一样，这你可要明白。”马勇生说。
“这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去做。”郑万江说。
“你明白就好，现在社会上好些事情就是这样，让人越来越琢磨不透。但有一点你记住，那就是邪不压正，他们终究会受到法律制裁。”马勇生深有感触地说。
晚上，胡治国来到副市长邹琼花的办公室，俩人是干部大专进修班的同学，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所以显得特别亲热和随便。
“老胡，在政法委工作的还可以吧？我说过不要求之过急，好些事情得慢慢来，都会有好的结局。”邹琼花给他沏了一杯水说。
“怎么说呢，还算可以吧。只不过一个副书记没有多大的权力，象我这个年龄，正是个危险期，不如你现在是个地市级干部，退下来以后待遇比较高，我就不行了，如果再过年八的上不去就没有希望了，不过，退到二线也不错，落个清闲自在。只是孩子还小，在家里呆着没有意思，我还想多干几年。”胡治国说。
“你的事情我不是没有考虑，市里领导的意见有些分歧，有人反映你的一些问题，说你贪心太大，善于玩弄权术，你的孩子在国外自费上学，经济上有些问题。”邹琼花说。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孩子上学是我的好友吴海涛资助的，他是华夏的董事长、总经理。我和他纯属友情关系，他是个体实业家，自己的钱随便支配别人管的着吗？这根本算不上行贿，只能算是友情资助，有些人看了就眼红，抓住我这个把柄大作文章。”胡治国忿忿不平地说。
“不管怎么说，你是原来是公安局政委，手中有一定的实权，毕竟是一个国家干部，难道没有一点事情，现在的人谁也不相信，这对你有着一定的影响。”邹琼花说。
“那么说我的孩子连个上学的权利都没有，不配到国外发展，这也太那个了，未免有些过于牵强附会。”胡治国气恼地说道。
“我最看不惯这种人，胡乱搬弄是非，颠倒黑白，有时间干点实际工作比什么不好。一个大男人简直和老娘们一样，在背后嚼舌头根子，一点出息都没有。”邹琼花说。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能出一点风头，有的干部子女亲属经商，就说是利用权力经商，各方面都查你，让你根本无法说清楚。至于有一些经济问题，没有必要搞的那么草木皆兵，现在是经济发展社会，难道现在这些当官都应该像焦裕禄式的人物，个人生活不能富裕一点，只配自己吃窝头，穿旧衣服，骑着自行车下乡干工作，那样工作如何随着快节奏发展，这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吗？只要把握住自己就行了。不要一见人生活上有了些富裕，有了点钱，就指手划脚的，这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态表现，说句实话，这也是红眼病的一种，现在这种人不少，不怪自己没本事没能耐，反而到处找别人的毛病。
“我的好大姐，您说得太对了，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见你手中有了点钱，就在你的经济问题方面大作文章，搅得你苦不堪言。这叫杠头一根筋，死爹哭妈拧丧种的玩意，有本事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不就得了，干嘛对别人说三道四，这种人就不该重用，不知有的领导是怎样想的。”胡治国说。
“现在有的人思想境界并不高，个别人还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意识观念，这样社会怎能进步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怎能提高，他们无疑成了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他们的危害极大，本事不大还到处指手划脚，依仗着自己有些老资本，胡作非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欺上瞒下，马勇生的他那个老丈人就是个例子，退了休不在家里好好呆着，没事总往县里、市里瞎跑，故意给有的领导出难题，有些事情让我们都不好处理。”邹琼花说。
“那个人就是那个德行，总好出些风头，显得自己是多么有能力，可也有些邪的，他的话楞有人听，这次不是他暗地里嘀咕，马勇生也当不上局长。”胡治国说。
“对了，市委准备对政法委书记实行异地交流，我看是变相调整干部，有的县政法委书记年龄太大了，调整一下对工作开展是大有好处，市委目前正在组织考察，估计很快就要实施。”邹琼花向他透露了市委有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