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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华夏的通史，倒是出了几部。也是洋洋洒洒，结构恢弘，取得过一定的成就。但受教条的限制，思想硬化，颇多粗陋错误的观点。民众受其影响，也产生同样的想法，实在是件可痛恨的事。
《大纲》走的是另一种路，全不受套路束缚，写的极为自由客观。这大概便是‘野狐禅’的好处吧，不必接受那些莫名其妙的教条。在我看来，《大纲》是华夏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应该作教科书使用……”
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闻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华夏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翻阅起来，倒不是如何困难，却也受了不少指摘。
“近来有许多人推崇《国史大纲》，令人不解。
在我看来，这并非一部精深的著作，现今随便一个历史的博士生，都可以写出来。论述过于散漫，偏于个人化的色彩。尤其用语，依然是张斯惯用的浅白文言，到了现今的年代，却不写正规的语言，实在奇怪。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其中情绪化的痕迹很浓，可以很清晰看出作者的倾向。
写历史贵在客观理性，岂能将个人的情感夹在内？单以此点论，张斯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作者。可能是以前讲史的坏毛病，带到了学术上来，总显得随意。我不支持大家看这样一部著作，很容易搞混是非……”
倒是说到了几分实情，钱宾四先生写作《国史大纲》时，正值抗战，民族危亡，悬在一线。钱先生辗转各地，亲历战火，将对国家深切的感情，与抗战的勇气，化进了书中。所以其中情绪明显，很易感受到。
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指摘，发文反驳：
“能见到《国史大纲》，就我自己而言，还是十分庆幸的。这样的著作，并不多见，至少建国以来，确实没有。
至于它是否‘精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大好论述。通史的特点，在于宏大连贯，确实与这个词没多少相干。但若说‘随便一个博士生’都能写出，就令人难以置信了，我便是教历史的教授，不敢说自己说平如何差，但确实写不出这样的著作。
说《大纲》的文笔，就更难令人接受了。用文言或是白话，这是各人的爱好，不必强求。在我看来，张斯的文笔，向来出众，这部也不例外。与那些枯燥的文字比起来，读来简直是一种享受。总不该因为自己写的不好看，便责怪别人的没有学术价值吧？况且，文言的历史，远比白话长的多，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是‘正规的语言’。
《大纲》的情绪，确实能感受到。
但这没什么不好，《史记》就是一部情感浓烈，感人至深的作品。它的成就，是其它史学著作无法比拟的，所以情绪并不影响价值……”
由于是堪堪出现，大家尽管谈论激烈，却并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持着自己的观点，相互辩驳，扯出了许多其它问题，顺带着解决了一些。而大家于《国史大纲》的真正价值，仍未能参透，这还需经过时间的磨练，才能看清。
一位后世的学者，在文章中是如此写的：
“因写作《国史纲目》之需，最近研究宋代社会治理秩序，阅读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十大本，读来十分有趣。
至于今人著作，阅读了一些日本人的研究，不断地翻张斯先生的著作。
再一次感受到《国史大纲》之高明。二十世纪早中期，华夏历史研究是学术界的大热门，出了很多通史著作。然而，大浪淘沙，当年红极一时的著作，现在没有丝毫价值。
事实上，他们只具有负面价值，极大地扭曲了国人对于华夏历史的认知。
当下华夏知识群体几乎已成本能的对华夏文化的负面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历史叙事造成的。他们的普遍特征是，站在华夏文明之外，站在历史的终点上，用一个个所谓的普世的尺度，随意判断、裁剪中国历史。
张斯先生的《国史大纲》则拔乎流俗，摒弃一切外在理论，以中国知识人之自主意识，深入中国文明内部，历述中国文明演进之内在理路。
在张先生笔下，华夏文明是活生生的，不断生长的，其间经历了曲折，有过黑暗，但同时，也始终在调整，在突破，而又不失其显著的文明特质。每次阅读这本书，我总有欲罢不能的感觉，因为，读这本书仿佛就是回首自身的文化生命之成长史。张先生叙述的华夏历史其实就是每个活在当下的国人的历史。
只有这样的华夏历史，才值得读者以温情与敬意阅读、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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