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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灶户身份的特殊性,在不同时期,灶户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明初,两淮灶户在明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于盐场中进行强制性劳役,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生存状态艰辛窘迫。
明中期后,由于收入水平急剧恶化、有司不断勾扰、盐场秩序陷入混乱、大量灶户失去生产资料等原因,两淮灶户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大量灶户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逃亡或私煎私贩,从而导致两淮私盐泛滥,盐课征收困难,进而影响朝廷财政收入。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图缓解盐政危机,但收效甚微。这一时期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折银成为趋势,加之灶户的逃亡与私贩成风,朝廷在压力下最终进行盐政变革,不断调整余盐政策,最终在万历末实现两淮灶课改折。
现在是成化年间，正是大批灶户逃亡或私煎私贩成风，每一个“小团体”后面就是一位朝廷大佬，这些各级官员把持各自的“要道”从中盘剥，把生产第一线的灶户们弄的无利可图，连生存成了问题。
成化年间私盐盛行，那么灶户为什么会赚不到银呢？虽然自明洪武年间开始，就沿袭元制，奉行“买补余盐”之制，即完成制盐正课以外，多产的“余盐”也会由官方用相应的生活物资来交换。
但随着“占窝”现象的日益盛行，商人在购买高价“存积盐”之下，其售卖的价格自然也不会低，所以民间的食盐价格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提升，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些“灶户”手中的“余盐”是有机会卖出更高的价格才对。
并且，明朝盐场也并非一个，乃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故而也就有相当一部分身处偏远地区的“灶户”凭借着“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将余盐私卖给盐贩或者盐枭。然后这些盐贩再假冒官印售卖。这种盐便是“私盐”。
官盐卖不出去，百姓明显更青睐于价格更为低廉的“私盐”，即便朝廷一再增强对私盐的打击力度，但终究无济于事，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明朝盐政体系也不是没有改过，还拿明仁宗朱高炽的那个例子来讲吧，降低了“官盐”的价格，之后到了明代宗朱祁钰执政时期，还曾将“存积增至六分”，顾名思义，就是调整了“常股盐”跟“存积盐”的比例。 。
从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初期，“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制定了一系列的食盐专营举措。但问题是明朝的食盐“开中法”规定，食盐“八分给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贮於官，曰存积，遇边警，始召商中纳”，也就是说，明初盐场的盐会有80％作为提供给商贾交易的盐，同时还会有20％用作于官方战略储备。
顾名思义，就是由官方掌管，专门用来跟商人交换军需物资的盐，所以，受“仓储”成本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也就是“存积盐”的价格要更高一点。
按常理来讲，商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势必会选择价格相对优惠的“常股盐”，然后将其流入市场，这个没错吧？可事实上，却俨然是呈现出一种商贾“争趋存积”的现象。
其原因就正是因为普通商户用盐引兑换“常股盐”所需要的时间太久了，甚至还有“祖孙相代不得者”，明摆着就是有特权阶层从中作梗，凭借“特权”插队，也就是所谓的“占窝”现象。刻意营造出一种“常股盐”滞销的现象。然后这些特权阶层再通过向统治者奏讨“残盐”的形式获得盐引，继而高价出售给商人，“卖窝罔利”。如此一来，普通商户苦等多年，却求而不得。那么苦求“常股盐”而不得的商人除了兑换价格更高的“存积盐”以及购买特权阶层手中的“常股盐”盐引以外，又还有什么办法呢？办法自然也有，就是购买“私盐”。
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常股盐”，什么是“存积盐”，什么是“占窝”，什么是私盐。
章子俊很明白，有人故意提高产地盐价，一方面是因为皇室宗亲、官员等特权阶层为了谋利而刻意占窝，继而“卖窝谋利”，破坏了明朝的盐政制度，使得官盐滞销，而商户又不愿意买高价盐，自然便会想方设法的买一些“低价盐”，即“灶户”手中的“余盐”。
正因为此，整个扬州交易的全是“私盐”。而官盐的价格却高的离谱，刘文、刘翊把持着官盐的定价，从侧面让灶户们去制作私盐，反正大家吃的盐很便宜，只要百姓不闹，官府不究，刘文低价买进这些私盐，充作官盐高价卖出，在这个中间原本最受益的变成了最受伤就是灶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