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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但此时战时*主义政策的弊端已经部分显露出来。托洛茨基1920年初赴乌拉尔地区考察，返回后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实行渐进农业税，但遭到当时普遍抱乐观态度的其他中央委员的反对。
随后，托洛茨基主持铁路工作，托洛茨基认为在战时*主义体制下工会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托洛茨基在月初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在工会中扩大*，主张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会中去。他提出把战时*主义的“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工会整刷一下”的口号。对此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在中央政治局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在整个过程中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无主见的完全支持列宁。1921年3月，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肯定了列宁为首的中央的路线。
此时，战时*主义政策造成的国内经济危机加重并导致政治危机，战时*主义被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
五反官僚前期
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矛盾造就了斯大林。作为苏维埃体制下最杰出的三位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尚可以容忍的分歧，在官僚体制下已发展为势同水火。列宁对这位杰出人物感到恐惧，他是随时会将自己拉下宝座的人。尽管在最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他们最后总是保持一致。但托洛茨基才华太高，威望太大，对于一个集权体制的最高统治者而言，这足以使他产生猜忌。
但他毕竟曾是一位革命者，而且他需要托洛茨基的才能，所以没有对托洛茨基做出太大的进攻。但至少必须做出限制，至少在他在位时不能有所逾越。而斯大林，列宁将他视为保障自己最高权力的工具，斯大林的作用就是限制托洛茨基，就是作为强有力的执行者。托洛茨基感觉到了这一点，在自己的自传中，他提到了斯大林不断被赋予权力，党机器的权力不断集中的的过程，也透露出列宁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政令行使的更为畅通。也就这样，斯大林开始掌握了党机器。
列宁健康时，还能将他作为一件工具，但现在他已经住进了护理室，实际上被看管起来了。所以，列宁才总是抱怨，医生总是在加以限制，他对外界的情况总是一无所知。所以，列宁知道格鲁吉亚的真相后才如此震惊，事件本身尚且不论，更吃惊的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势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件原来的工具控制了。
斯大林获得了看护列宁的权力，熟知中国历史，清楚雍正皇帝这一段历史的人不难理解，斯大林通过此举获得了继承最高权力的保障。列宁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屡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关系的信件的深层目的。但唯一能解除这一权力的是政治局，由于“三驾马车”和五人小组的存在，也就等于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弃这一权力，列宁这一目的无疑会落空。
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然而，在几次重大斗争中，托洛茨基选择了“靠不住的妥协”，与列宁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
“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总的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
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
1923年列宁病情恶化，不能视事，发表了著名的遗嘱。
遗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改组中央委员会；2对六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做出评价。
改组中央委员会——将中央委员人数扩大到150人，无疑是想打破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的的势力垄断。同时，对六位中央委员的评价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苏维埃体制下，这等于是宣布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尤其是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评价。很显然，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高于斯大林，托洛茨基“过分自信和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但斯大林，列宁等于是指出他运用最高权力事件极危险的事。随后，列宁干脆建议连总书记的职务也免除掉。可惜的，列宁现在被看管在护理室里，遗嘱无疑会使他的处境更危险，甚至，如果我们相信是斯大利暗害了列宁，也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列宁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发表遗嘱，无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英国传记作家伊恩，格雷在写作《斯大林》时，发现自己无法回避这一段历史，他既然要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就不得不牺牲列宁，所以列宁必须是一个因为患病而又死抓权力不放，固执而不近人情的人。他在书中动人地写道，由于列宁的古怪举动，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受到了何等打击，心中的委曲难以言说。但我们知道，斯大林是铁一般、绝不会儿女情长的的人。
斯大林是不会束手待毙的，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后，借助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由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当时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结成“三驾马车”，开始与托洛茨基争夺领导权。
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
10月15日，托洛茨基集中“左派*主义者”、“工人反对派”和“*集中派”等派别，在向党递交了有46人签名的声明书，即46名反对派政纲。他们预言苏维埃*“面临着全面经济危机”，“必然要灭亡”，指责“政治局多数派政策将给党带来严重的危害”，要求更新党的机构，改变党的路线。
斯大林迅速作出回应，10天之后，也就是月日，俄共（布）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和46人的派别活动。但托洛茨基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以《新方针》为题发表了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从而又掀起了一场反对斯大林的活动。经过全党大辩论，托洛茨基的纲领遭到了多数派的坚决反对。1924年1月16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争论，严厉指责托洛茨基的活动。
托洛茨基开始以无产阶级*为口号，开始向斯大林体制发动进攻，他既然曾经用严酷的手法来整肃军队，曾经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曾经如此捍卫党的统治，此时却发动了一场旨在根本改造苏维埃机关的*运动，难道真的只是幌子这么简单？
不，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此时的处境，他的过人才华、他的崇高威望、甚至他的犹太人身份，这些因素都足以使他难以在苏维埃体制下立足，苏维埃官僚们需要的是威望和能力不高、温顺保守的人，也就是说，利于被控制的人来担任领袖，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
托洛茨基的政见、主张、性格乃至犹太人血统，都普遍引起了苏维埃官僚和保守派小资产阶级的反感和恐惧，他们都选择了斯大林，托洛茨基也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曾帮他畅通无阻地行使政令的集权制，现在要置他于死地了。他确信只有不断革命才能实现抱负，只有*才能将他的威望*为现实的权力。他无法坐等布哈林的命运，他是托洛茨基！
但他已经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他藏匿了列宁交给他的重磅炸弹，他知道，即使曾与列宁合作夺取了一些阵地，也根本无法对抗官僚机器，他企图用妥协和沉默换取一席之地。可当他明白，要么反抗、要么被*时，他重新成为了托洛茨基。他将迎接自己的命运。被自己一手缔造的国家放逐，这是他的命运。
六反官僚后期
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了。列宁逝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氏。
1924年秋，托洛茨基接连抛出了《论列宁》和为《1917年》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被指责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在托洛茨基发动新的进攻面前，斯大林立即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进行争斗，同时向全党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口号。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给予最严厉的警告。
在1926年春夏之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派联盟，即托季反党联盟。他们挑起了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他们提出的《世界分工论》、《超工业化计划》等理论和做法，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托季反党联盟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以后，暂时有所收敛。当英国张伯伦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发动反苏武装干涉之际，托洛茨基又加紧了他们的活动。炮制和散布了大量纲领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反对派政纲》（又称《九月三日政纲》）、《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等等，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对托洛茨基这些言论和活动，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国际主席、托洛茨基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
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场也十分可悲。开始时，他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无原则地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并且比斯大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的领导层，在苏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张扣压列宁的“遗嘱”。季诺维也夫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利用擅长捣阴谋诡计的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毕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党的最高领导权决不会落到一个只会在幕后摘小动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错了，他想利用斯大林时却被斯大林所利用，他也没有想到他与斯大林联合进行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党的原则破坏有多大。
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斯大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党，他动用一切力量，使反对派处于被动挨打、根本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天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此后，他更是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们早就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和残忍本性，他们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前就写下遗书，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斯大林暗杀。尽管如此，他们在内务部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捏造的罪行时，仍相信斯大林虚假的承诺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践。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斯大林肃反秘史》。
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托洛茨基抨击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屡次提议要**退出国民党，及采取独立的工农革命政策，均遭斯大林控制下的第三国际（*国际）拒绝（*国际当时的计划是把国民党吸收入*国际），终至**及工农群众在毫无戒备下遭国民党*。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斯大林感到恐惧，他加紧打击托季联盟，托季联盟成员却并没有停止行动。11月7日，他们纠集其追随者组织了*示威，走上了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道路。对此，联共（布）党采取了断然措施：11月14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被彻底击溃了。许多“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被逮捕、流放。苏共十五大以后，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对“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和支持或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人采取了严厉的行政制裁措施。最先被流放的当然是托洛茨基。
七*时期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流放所，托洛茨基并没有停止他的活动。他不仅同全国各地的余党进行频繁的通信，给他们出谋划策，进行遥控指挥，同时还加紧撰写著作，起草了几十万言的《*国际纲领草案（对基本原理的批判）》，继续攻击联共（布）和*国际。此时的托洛茨基派已从反对派完全变成了“反苏维埃组织”，成了“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因此，1929年1月20日苏联政府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
*期间，托洛茨基受到各进步团体的隆重欢迎。在此期间，托洛茨基一直进行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他写了大量著作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坚持和宣传他的《不断革命论》。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支持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希特勒在德国登台后，第三国际不顾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来不断的警告，大大低估纳粹党的危险性，同时拒绝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对抗纳粹，结果使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长期处于国内第一大党地位的德国*党毫无抵抗地被粉綷，并使法西斯势力横行十余年。
在墨西哥居住期间，托洛茨基表示不会干预和评论墨西哥内政，但在国际及苏联问题，他却加紧开展了政治活动。他把建立托派第四国际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发动了一场组织成立第四国际的运动。1938年9月3日，30多名来自10个国家的托派代表在巴黎开会成立了第四国际（世界社会革命党）以反对之前的第三国际。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人民法庭开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反苏案”，13名“托派份子”被判处死刑-枪决。而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被作为“人民公敌”被指控为各种旨在颠覆苏联政府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同希特勒、日本勾结，而且还与英国、波兰政府达成*协议；同时被指控暗杀基洛夫和企图谋害斯大林等人，又指控其谋害高尔基等人。就这样，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处了死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认为战后将掀起革命*，为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两方加紧斗争。苏联情报部门策划了暗杀行动，在苏联内务部，从1931年起就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小组。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害身亡。随着档案的披露，证明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
在此后，托派主义并没有随之消亡，在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其追随者，尤法共为甚。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斯大林体制崩溃和苏联瓦解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衰退的低潮期中，托派主义成为了一个新的突出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个方向，具有别的任何主义不可代替的功能，逐步为各地共运组织所重新认识和理解。对于当代的世界，更具有很多的启发性和前瞻性，对其思想的重新解读近年来也渐渐被人们所关注。
1938年，他在墨西哥与支持者创建了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与斯大林的*国际（第三国际）对抗，但其在*期间仍不断为斯大林对他国的侵略进行辩护。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画家迪亚哥·利弗拉和芙烈达·卡萝夫妇的家中。因为和芙烈达有染而搬出，另找了一个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间躲过多次暗杀。1940年，在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单位特务拉蒙·麦卡德（）用冰斧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