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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当李曜向父亲奏请唐军全面推行统一制式之时，立即得到了中书令杨恭仁、兵部尚书李靖、礼部尚书李孝恭等人的支持。
因为这些朝中重臣无一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们深知以前战时后勤体制的弊病所在，个个都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李渊很快接受了女儿的提议，敕令少府监、武器监、将作监全面配合兵部，对所有兵械装备实施比以往更加规范、更加细致的标准化制造，并且规定不同兵种所需衣物、用具、驮畜均由朝廷来大包大揽和统一分配。
而李曜受后世工兵铲和瑞士军刀的启发，设计出了兼具镐、斧、锯、钳、镰等用具功能的铁锸，以及一种既可取代铁锉和锥子又可用于贴身缠斗的短刀。
这两样多用工具的诞生，不仅简化了单兵装备，更是减轻了行军负担，因此诸府一配发下去，立马受到了府兵们的广泛好评，连许多商贾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仅是数日工夫，市面上就出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仿制品，百姓们听说是护国公主首创的，还特意将其分别唤作为“护国锸”和“明昭匕”。
听闻这事，李曜觉得是时候搬出大唐的《专利法》了。
虽然以前她推行使用马蹄铁的时候，也一样很快被民间的能工巧匠们仿制了出来，但由于朝廷严格防止机密技术外泄，私人作坊打造的蹄铁往往只得其形，而不得其要领，再加上生产条件有限，导致其工艺水准远不及朝廷工坊。
不过对于耕牛和双峰驼、驮驴等不擅奔跑的牲畜，民间制造的蹄铁倒是能堪一用，所以大唐朝廷非但任其所为，还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陆路运输等方面的发展，积极倡导和鼓励官吏在地方推广蹄铁的应用。
而“护国锸”和“明昭匕”则不同于蹄铁，其精髓在于设计，技术难度并不大，由此李曜不禁想起格物院除了她以外，迄今还没有其他人搞出过像样的自主发明。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由于《盐铁论》在古代华夏影响非常深远，自西汉以来的各个朝代均认同其中的“工商盛而本业荒”这个观点，官方对那些创造实用器具和改进手工技术的人给予的奖励往往非常有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木圣”马钧，他改良龙骨水车、诸葛连弩，发明十二蹑织绫机、马氏指南车、轮转式发石车、传动机械“水转百戏”，然而仕途坎坷，多年不得升迁也就罢了，还要忍受裴秀、曹爽等权贵的讥笑和轻视。
为此，马钧的好友魏晋文学家傅玄打抱不平道：“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意思就是鲁班、墨子、张衡都得国家重要，马钧同样出众，却难以舒展才华。
有鉴于此，李曜自然不希望马钧这般令后人唏嘘的经历在大唐未来的发明家身上重演，可朝堂上的文臣大多主修儒学，对工巧技艺存有固执的偏见，而李曜又不想引起他们的反感，毕竟她开设西沙贵坊、酿酒卖酒、种植反季果蔬，都是当的甩手掌柜，而且她财不露白，追求低调奢华，知道她富可敌国的人屈指可数，仍然被某些所谓名士认为有“与民争利”之嫌。
总而言之，李曜不会贸然亲自出马，这个《专利法》的提案须得另找他人代劳，并且这个人还必须在朝堂上有很大的话语权。
结果，百忙之中的李曜只稍微外露一点自己的口风，就有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跑来“毛遂自荐”，而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官居工部尚书的应国公武士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