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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梅涅劳斯定理和塞瓦定理就到此结束。觉得还不够扎实的同学回去一定要多做题，把课上的题先搞懂，再加练。”
我缓缓抬起脑子里都是一坨浆糊的脑袋，眼前一片眩晕，视野渐渐由清晰变成模糊，然后再定焦，变得清晰。
周日往往是一周最累的一天，因为我不在学乐上数学了，跟着老师跳槽去了另一家机构，叫根培，虽然我认为叫培根会不会更受欢迎一点。
老师实力很强，自己高中时在数学奥赛拿了金牌，所以他去根培以后，由于根培的报班制度没有学乐严格，我有了学习更高难度的数学的机会，毕竟之前在学乐，我的段位还没到竞赛班的水平。我所在的尖端班只能说是在竞赛的浅水区，而不是深水区。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打击。我知道我数学水平和真正的牛娃还差了一大截，我以为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缩小差距。但事实上我大错特错，课外作业我开始不会做，而且“不会做”有了新的定义，那就是完全无从下笔，证明三点共线和三线共点我一点也分不清，谈何入手点。“会做”两个字也有了新定义：只要能做，差一点没证出来即是会。但是，学霸就不一样了，貌似所有题只要是道题，笔都不带动一下，眨两下眼睛就出来了。无论我怎么挑灯夜战，削掉了多少铅笔，磨掉了多少橡皮，橡皮屑甚至直接租房住进了我的书里，即便乐在其中，我的自尊心也开始分崩离析。身体状况也慢慢下滑。我从小就受不了熬夜，熬了一两天后我吞不下早餐，走在路上开始时不时感觉头晕，满脑子都是蜜蜂“嗡嗡嗡”的叫唤，贾洁在学校每天都要阴阳怪气地问我最近怎么了，直觉告诉我她的“关怀”从来都是班主任应该所做的“问候”。佳义的作业我是一点也不想碰，堆积如山，八点开始写，不分神有的时候十点多一点都不一定完成。为了省时间去做课外的题，我的语文作业基本都是抄答案，先用黑笔抄一半，再用红笔抄一半，打个半对，装作认真批改的样子。作业不交还得扣小组分，更糟糕的是要面对各科老师的质疑，特别是面对陈圆圆正义的质疑。最绝望的就是贾洁会一脸微笑地把你带进办公室，然后慢慢地把微笑幻化成狰狞，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了，最后还要露出满意的微笑，衬着她的吊梢眉，透着蜘蛛精的妖气。
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同学在检察院工作的父母，但是上了初一，我开始羡慕那些有会给孩子讲题的爸妈。
而我爸妈，一个吹嘘自己数学有多好，却不会给我讲题，每天上完班就是在沙发上一瘫，瘫到睡觉的点就关灯睡觉。一个不上班，在家负责我的饮食起居，专注炒股，还有烧香拜佛，祈求保佑这保佑那，殊不知祈求神明，不可多贪。
我一直都不晓得，是什么点燃了我在这方面的虚荣心。
家里，不止我爷爷在做化疗，二姨的手术结束后，化疗也开始了。母亲从来不让我去医院看二姨，二姨也不愿意我去医院看她，因为医院很多细菌，怕我去了躺医院自己感冒发烧耽误功课。爷爷每次化疗回来都是进厕所干咳，接着呕吐的声音就从墙壁那头传了过来。剧烈的咳嗽声拉着胃里的东西，如江河的涌动奔向马坑。血缘的纽带终究是引起了我的同情心，可是同情心的寿命从来没有没有坚持过一晚。
母亲喜欢在她炒菜的时候让我在旁边背书。“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
“咳咳！”
“阿公，你好一些吗？”我停下《爱莲说》的背诵，并用我以前根本不会讲的潮汕话，别别扭扭地问着我爷爷。
“哼。”他是用鼻子哼着回答的。
我不知道他想表明的意思是好一点还是感觉依旧不好。
“爸，好一点了吗？”我妈把鱼放进锅里盖上锅盖。
“这条鱼买回来是活的还是死的？”
“楼下买的，没有活的，只有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