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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明继续说道:“陛下,忠奸不是用人的唯一标准,到了明年,有很多人无奈投贼啊。
比如武将中的唐通,他身为密云总兵,陛下下令勤王,他二话不说前来勤王,陛下亲自召见,赐蟒袍,但府库无钱,只能赏银两千两,就这,还被文官贪污,到手不过百两,如何犒军,军心如何稳定?
最终,在居庸关一战中,监军杜之秩趁他在外作战而降,最终无奈投降。
还有河南总兵陈永福,三次守开封,射瞎李自成一只眼,后来开封失守,跟随孙传庭镇守陕西,后来孙传庭大败,命其断后,后军溃败,无奈只能投降。
还有漕运总督朱大典,此人实话说,算不得一个清官,贪污受贿未曾断过,但
隆武二年(1646)三月,满人攻克浙东,兵临浙西,阮大铖驰书招降,大典裂书并杀招抚使,与部将固守金华。满军围攻城两旬,后阮大铖知西门新筑土未坚,以炮专攻其处,城崩。大典家中妇女先投井自殉,自己携火绳与子孙、宾客聚于火药库中引爆殉国。城陷后,满兵屠城三日,死者不可胜数。
这样的人,忠奸如何评价?
还有陈奇瑜,此人有才,把起义军被困车厢峡,李自成、张献忠等首领都在里边。车厢峡四面山石陡峭,中间长达四十里,易进难出。义军误入险地,山上的居民扔下石头打击他们,有的扔下火把,山口垒起了石寨,切断了他们的通路。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弓箭都丢失了,衣甲全部浸透,人数日没有一顿饭,马没有草吃,死去的人数超过了一半。这个时候只要官军逼上去,可以全部歼灭他们。义军首领们看到形势逼迫,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决定采取伪降手段。他们下令把军中劫掠、缴获所得金银财物集中起来,派人入陈奇瑜营中,用重金宝物贿赂了陈奇瑜以及各位官员。
朝廷官军本就贪生怕死,不敢同义军打硬仗,得了贿赂以后更加极力主张招抚。陈奇瑜也认为义军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大功告成,因此决策招抚。他向朝廷报告之后,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是年6月,陈奇瑜代表朝廷达成了招安协议:由陈奇瑜按起义军士兵数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加以监视,负责遣返原籍安置;所过府县由当地政府供应粮草;同时檄止官军进兵,以免发生冲突。当时义军开报的受抚人数有四万多名,其中包含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一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各部义军并非真正投降,于是整旅出栈道,与陈奇瑜部官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义军之无衣甲者皆整,无弓矢者皆砺,数日不食者皆得饱腹。义军将士用这种办法巧妙地渡过了难关。就在一天夜间,义军尽数绑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绑缚之后而丢之路旁,安抚官死者五十余人。起义军继而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开始纵横而不可制。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自知闯下了大祸。
陈奇瑜后悔自己失策,就把罪名推到别人身上以求卸责。起义军刚刚反叛时来到凤翔,哄骗驻军打开城门,守城的士兵知道他们是在诈骗,就骗说用绳索拉他们上去,杀死了先上去的三十六个人,其余的义军一哄而走了。他们进犯宝鸡,也被知县李嘉彦挫败。陈奇瑜就弹劾李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杀降激变,破坏了招安的事局,抚按官也对招安怀有二心,陛下不了解实际情况,又因这次招抚是自己批准的,看到陈奇瑜的奏疏后十分恼怒,严厉批评了抚按官,逮捕了李嘉彦、孙鹏,及士绅、百姓五十多人。
后来,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旋即又败于清军,退出京畿西撤,在山西一带布防。6月,大顺政权命令把山西、河南等地的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
山西巡按也奉命把全晋之缙绅,“其未死与潜匿者,票催尽解西安”。陈奇瑜便被李自成部将郝安才所执拿到府谷,将要被押往咸阳,陈奇瑜的妾室张耐也在此次事件中服毒自尽。而在此时,已经投降大顺政权的原明朝总兵唐通也同李过部一起,退到陕西府谷地区。唐通曾是陈奇瑜的老部下,于是陈奇瑜便与请求唐通而得以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