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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理想的社会结构当中，中产阶层的人越多，国家就越稳定，国民的幸福指数也越高。
还有一种说法，幸福的人群当中，中产家庭的人，幸福感最强烈。想来确实有一定道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平衡感，应该是这种幸福感的最好注脚。这种平衡感，是靠自我调节的。在人际比较中，既有些许的危机，又有从容的进步。或者说，是丰富的物质储备造就了这种从容；些许的危机意识让这部分人不至于从精神上腐败堕落，始终保持着不断进步。
生活中常有些经典俗语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比如：当官当副的，吃菜吃素的。不骑马，不骑牛，骑头毛驴争上游。看似消极的自我安慰，自我平衡，实则是安全长盛的生存之道。一把手权力大，吃得多，占得多，同时也操心多，责任大！骑马太快，骑牛太慢，骑一头不快不慢的毛驴争上游，既有追逐的目标，又不落人后，名誉实惠两相得，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乐极生悲，至阳转阴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说，中国古人或先贤们总结出的中庸之道确实很有其道理。事实上，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大多数，正是中产阶层和做人做事秉承中庸之人。特别是遇到社会动荡，豪富阶层的结局往往悲惨，赤贫阶层的结局更是凄凉，而中产阶层总是会成为被争取、拉拢、团结、利用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中产阶层的生存几率才能最大化。其中，那些坚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人们，即使人生事业失败，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由此可以推论出，危机意识最浓烈者，其实是贫富两个极端的人。富人的危机意识来自担心财富的再分配。因为再分配的方式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富人本身，分配过程很多情况下是革命性质的。比如被公权力强行分化，被流氓无产者讹诈抢劫勒索。或者造成子孙内部的构陷侵吞，或者引来诸多的无端仇视。总之，丰富的物质基础给予他们的安全感，会因为精神上的压力而淡化。
穷人的危机感大多一样。生存作为第一要务，很多情况下取代了他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情绪，喜怒哀乐都围绕生存这个简单的话题而存在。所以说，培育占社会构成中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应该是执政当局首要追求的目标。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同时也昭示出另外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赤贫阶层的求存愿望一旦得不到满足，有很大的机会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赤贫阶层的人，也是社会稳定结构的破坏者。如果把这种破坏性称作革命，那么反革命者必然是执政当局和富人集团。调和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矛盾，温和的办法就是通过财富再分配，比如税收以后的转移支付。激烈的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后的强行再分配。所以说，解决好赤贫阶层者的生存，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不知为什么，领着四五十个镇兵和二十多家丁浩浩荡荡往镇军府粮库找仓曹胡麻子要给养路上的高欢，脑海里拉拉杂杂的居然蹦出这些个怪异的念头。
他扭头看了看身后跟着的一众饿兵，忽然发现自己很像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憋着一口怨气，试图想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查看身边跟着娄三和王伟，发现这两小子走着走着，脸上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要打群架的意思。再看身后跟着的羽弗墩和甄骏，吆五喝六的让镇兵们跟紧，一个不许落下。妈了个巴子，这几个小子是不是一早就憋着坏，故意设计拉自己下水，为他们出头？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这个念头出现之后，高欢放慢了脚步。仔细想想，自己该不该替他们出这个头？
眼前这样的状况，处理不好，很可能酿成一场大祸。那些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所谓饥民闹事的偶然事件，最终转化成一场社会大动荡，原因就是在萌芽状态时没人重视，甚至有人推波助澜。
适逢腊月二十九，家家户户要团圆，大人小孩都想着饱餐美食的时候，近四百军人却食不果腹。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居然是因为某些手握权力的基层小官吏人为造成的，处理不好，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放任不管，于自己无碍。但明天的这个时候，这群饿兵很可能不择手段的为裹腹或者泄愤而杀戮，“六镇起义”的烽火恐怕要提前几年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