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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大，季节迥异。北方四季分明，南方似乎只有雨、旱两个季节。什么两季稻、三季稻的种植条件，对于北方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妒忌得眼里飙血。特别是工业化实现之前的中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是朝野上下面对的头等大事，从古至今始终如此。后世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高官负责老百姓的“菜篮子”，行政一把手负责“米袋子”的党政工程同属此理。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没有之二。可见吃饭问题始终是执政者的首要任务，这一理念从来没有改变。如果没有这样的执政理念，当权者早晚会被百姓唾弃。纵观中国历史，无不说明这一理念的重要性。
所谓北方，只是广义上的地理概念。其实，中原地区和西北、东北、阴山一带的温度差别同样很大。但是，所有北方人对中秋时节的感受基本相同，比南方人更加深刻。因为北纬四十度以北，中秋前后都要进行秋储冬藏。粮食归仓后，农人们半年耕作，半年农闲的日子就算到来了。农闲时节，走亲访友回娘家，赌博打架串门子，一年一度凡夫俗子们的烟火日子再次弥漫开来。说媒的，下聘的，娶亲的，嫁女的，不管日子穷富，成年男女之间的人伦大道延绵不绝。羊肥了、猪壮了，收获的季节总是美好的。于是，小寡妇，光棍汉们的偷情日子也按照惯例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千年来从未终断。
中秋时节，粮食归仓，牛羊肥壮，瓜果飘香，人们可以拿出来交易的自家产出也多了起来。虽然北魏一朝的货币发行不尽人意，但以货易货的原始交易方式却重新延展开来。但五原不一样。五原乃至整个北部三镇，因为高欢的到来，因为华北贸易商行的出现，因为新式货币的流通，商品交易不仅恢复了秦汉以来的货币交换方式，甚至出现了“钱庄”的雏形。这一点得益于高欢亲手掌握的金矿开采，更有李家兄弟的铸币技术相支撑。黄金、白银、白铜、黄铜，四种品质的钱币，如今已经风靡大魏，有人甚至出高价收藏华北贸易商行的货币。现下，高欢正筹备组建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炒作自家货币。这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无意中，金融业在五原出现了萌芽。此为后话。
有人的地方就有贸易，即便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一年半载也会有行脚商人如期到来。五原城乃秦汉时期九原郡和五原郡的郡治所在地，甚至还有过一段“皇城”的履历。曾经的繁华虽已随风而去，但五原人的集市贸易习俗并没未被历史的风尘所湮灭。高欢入主五原之后，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这里已经是不逊于当下大魏任何州郡的存在了。
听说高幢主要搞一次大规模的物资交流会。虽然不明白这个“物资交流会”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但整个五原城军民的热情还是被点燃了。于是，全员行动，举城上阵，城里城外大搞卫生清洁行动。具体过程就不赘述了，总之就一组形容词：人山人海，你追我赶，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四五万人齐动手整理一座城池的场面，想想都觉得热闹。
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只植根到县一级，下面的乡村里堡大多由乡绅族老、地方豪强、社会贤达等德高望重的人物代替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基层治理。如此，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更加听从族中长老的吆喝，更加关注本乡本土的一切事务，却对皇帝老儿是谁并不上心。所谓“山高皇帝远”正是如此，并非指百姓与朝廷的物理距离，而是指中央政府与庶民百姓的法理距离。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对于一位村民来说，村长的话也比高官的话管用的多。
如此类比，你就会发现，目下的五原城，高欢的话比皇帝的话管用的多的多。即便是怀朔镇的首脑人物杨钧来到五原城，没有高欢的首肯，照样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因为除了原住民，现下五原城人口当中的八成，是一年来高欢自掏腰包收留的流民乞丐。他们已经将高欢当作再生父母，甚至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般供奉。
鲜卑人牧马放羊在行，不善农耕。能够熟练侍弄庄稼的镇民大多来自农耕地区。至于那些被高欢收留的流民，不仅多数来自于农耕地区，而且汉人居多。大汉民族是个知恩图报，且崇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民族。另外，五原一带本来就是汉代移民屯垦的主要地区之一，汉人的后裔居多。这些年被鲜卑人践踏的不成样子，心底的那股怨气并没有随着日月消失而消失。眼下有一位汉家儿郎主政五原军政，而且明里暗里的偏私汉人，谁还能心里没点数？以往鲜卑人高人一等的风气，正随着高欢的到来一点点的发生着改变。
“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是一家人。汉族、鲜卑、匈奴、敕勒、羌、羝、羯，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加入五原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手足兄弟。”
这是高欢一年来反复强调的民族团结论调。这样的论调以政策的形式，目下正在五原内外被严肃的贯彻执行。但凡有人敢继续所谓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轻则驱逐出境，用不欢迎。重则砍头，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