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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的《瑞应图》也有黄帝遇白泽传说的相关记载。
唐《开元占经》卷一一六引《瑞应图》载︰「黄帝巡於东海，白泽出，达知万物之精，以戒於民，为除灾害，贤君德及幽遐则出。」
《瑞应图》是记述了各种祥瑞的典籍，其成书年代大概是在汉代至南北朝，有许多版本。然而，由于现在能确定是汉代的《瑞应图》的佚文十分稀少，所以为了保守起见，笔者选择将上引材料置于这个位置。
特别是在南朝梁，白泽的传说和《白泽图》在社会上似乎也广泛流传，以至于可以被载入史册。
南朝梁·沈约《宋书》「符瑞志中」记云：「泽兽，黄帝时巡守，至於东滨，泽兽出，能言，达知万物之精，以戒於民，为时除害。贤君明德幽远则来。 」
南梁简文帝萧纲还亲自撰有五卷《新增白泽图》，后来的南梁元帝萧绎亦写下了《金楼子》，其中「志怪篇」中提到了一本叫做《白泽地镜》的书。以此看来，
《南史》卷八「梁本纪下」载：「冬十月壬寅，帝崩於永福省，时年四十九……元帝追崇为简文皇帝，庙号太宗。……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所着……新增白泽图五卷……并行於世。」南朝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志怪篇」载：「《地镜经》凡出三家，有《师旷地镜》，有《白泽地镜》，有《六甲地镜》。三家之经，但说珍宝光气。前金楼先生是嵩高道士，多游名山寻丹砂，於石壁上见有古文，见照宝物之秘方，用以照宝，遂获金玉。」
由此看来，说不定梁朝皇族经常阅读《白泽图》，但可惜《新增白泽图》和《白泽地镜》也是早已散佚，连佚文都没有残留下来。
相比东晋时期的白泽材料，《瑞应图》和《宋书》的两则多了一些细节，例如两者皆云白泽（泽兽）「达知万物之精」，以及「（帝）以戒于民，为时除害（为除灾害）」一句。
所谓「万物之精」，大概是指经历了长年累月的器物或草木、动物等物之「精」，也包括栖息在水边的鬽（魅）等。黄帝从白泽处获得了与之相关的庞大知识，从而得以救民于从灾祸中。
至于「为时除害」一句，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解读方式。
针对此句，日本·佐佐木聪《复元白泽图——古代中国的妖怪和辟邪文化》猜测此「时」之意为「民时」，即「农业的繁忙期」。因此，「为时除害」的意思是为了民众能依从历法务农而消除危害。或许是因为此举彰显了黄帝之德，所以白泽便作为上天对黄帝之德治的嘉勉而出现。也有大佬认为此「时」应理解为「当时」。
此外，可能是因为黄帝以《白泽图》来「为时除害」的传说过于流行，所以后世便由此逐渐演变出认为白泽其本身便具有辟邪特性的观念。由于篇幅有限，《白泽图》的更多情况不在本文介绍叙说的范围之内。
另外，查考《魏书》、《北史》所载，当时有臣姓张，初字「钟葵」，后受献文帝赐名「白泽」，其事迹主要与完善刑律有关。
钟馗的形象中具有辟邪驱鬼的能力，白泽更是以「穷神奸」而为人熟知。北魏献文帝以「白泽」赐名张钟葵，应该是借此寄予其「穷神奸」之厚望。由此亦可见，白泽和钟馗在这时候已有交集，这大概是因为此二者在「辟邪除魅」的神性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
除了张白泽之外，南北朝时期还有许多人都名叫白泽，如柳敏（字白泽）、蔡白泽、襄成王子白泽、慕容白泽等。甚至到了唐朝也依然有祖白泽。
隋唐之后
直至唐代，前代流传下来的黄帝白泽相关的各种零散的传说和记述终于被整合到一起（若忽略《春秋合诚图》之所载的话），并定型为「黄帝遇白泽，问天下鬼神事，并记白泽之辞以作图」的模式。
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〇〇引唐·王瓘《轩辕本纪》载：「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於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於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因此，这条文字材料也被视为是黄帝遇白泽传说的首则完整、具体且确实的相关记述。后世与黄帝白泽传说相关的记述也大多是基于此则材料或增或减而成。
试看这则白泽传说，其与《瑞应图》和《宋书》「符瑞志」相比明显是有更多内容，细节上也有不同，例如「达于万物之情」、「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等部分。
佐佐木聪《复元白泽图》指出在《易》系辞·下中也能发现「万物之情」这一表述。
《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应该是根据伏羲首作八卦，通过神明之德性来比拟「万物之情」这一故事而来的。
而「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的部分，知乎@洛宁大佬补充了一些内容，十分感谢。
《易》系辞·上载：「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酉阳杂俎》卷十四「诺皋记上」载：「葆登掌祀，将以着於感通。有生尽幻，游魂为变。」
这两个词的解释的说法不一，大佬认为其中以郑康成（郑玄）的说法较为可靠。
东汉·郑玄《周易郑康成注》载：「精气谓七八也，游魂谓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数，九六金水之数。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气为物。金水用事而物变，故曰游魂为变。游魂谓之物，精气谓之神。」
至于「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的部分，佐佐木聪《复元白泽图》继续指出这是受到了占卜领域的经典——《易》的影响。
《易》是占卜领域的经典，其中的「六十四卦」以阴和阳的二元论（二进法）来表示森罗万象，继而将各式各样的事物与不同的数字联系起来。故此，贤人能透过《易》来通见宇宙的全貌，这也是《易》的理念。而「」正是《易》中所言的「万物之数」。
《易》系辞·上载：「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译：乾之策是216，坤之策是144，合共360，这与期（一年）的日数相当。两篇的策是，这与万物之数相当。
所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是指《易》中乾卦为?，其中有6个?（阳爻），策数为36，6*36是216根箸草；「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指《易》中坤卦为?，其中有6个?（阴爻），策数为24，6*24是144根箸草。216+144=360，约等于自古以来一年的日数。
在此基础上，再运用别的计算方式进行运算，便能得到最关键的「」。
《易》的卦由6个爻组成。六爻阴阳交错，每一爻都可以是阳爻?或阴爻?，所有组合共64种，这就是所谓的「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中所有的阳爻?和阴爻?各自合算共192个。将这个数分别与先前的阳爻?之数36和阴爻?之数24相乘，192*36=6912，192*24=4608。两者再相加，6912+4608=。
因此，白泽「达万物之情」之「万物」便是指「鬼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万物之情」便是指「万物的情况、情状」。而「万一千五百二十（）」是《易》中所言的万物之数，这便意味着天下万物鬼神精魅共有种。这当然是虚指，是理念上的数字。
白泽神兽，能言，而达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
如上般的表现不见于此前的白泽相关材料，或许这样的加工是希望借助《易》的权威性来增强黄帝的权威吧。
不过，世间的鬼神多如万物之数，这或许便意味着知道一切鬼神之情状亦等同于穷极万物之理。这是白泽的设定所透露的信息，大概也是《白泽图》的背景理念，或许也展示了古人的世界观。
此外，就和南北朝时一样，《白泽图》在隋、唐、宋等时期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依然被官方载入正典。《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旧唐书·经籍志·子录·五行类》、《新唐书·艺文志·子录·五行类》、《宋史·艺文志·子类·五行类》均着录《白泽图》一卷。
或是由于白泽具有「王者有德明照幽远则至」的祥瑞性，且与黄帝存在关系，所以白泽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一些官方相关的场合，如：
一、仪仗旗帜
自唐代开始，直至元代，白泽成为了皇帝仪仗中的旗帜图案，或许有着表示皇帝具有如黄帝般的德行的意图。
《旧唐书》志第二十四「职官三」载：「凡车驾出入，则率其属以清游队，建白泽、朱雀等旗队先驱，如卤簿之法。」《新唐书》志第十三上「仪卫上」载：「清游队建白泽旗二，各一人执，带横刀。」《宋史》志第九十八「仪卫三·大驾卤簿」载：「次清游队。白泽旗二，……」《金史》志第二十三「仪卫下·大驾卤簿」载：「清游队七十二人：内白泽旗二，旗五人……」《元史》志第二十九「舆服二·仪仗」载：「清游队：舍人二人，……白泽旗二，执者二人，引护者八人。」
到了明代，皇太子、亲王、亲王世子的仪仗中也有「白泽旗」的编制。
《明史》志第四十「仪卫」载：「皇帝仪仗：……白泽、朱雀、玄武等旗。」；「皇太子仪仗，洪武元年定：……白泽旗二，弓箭二十副。从之。」；「亲王仪仗，洪武六年定：宫门外设方色旗二，青色白泽旗二，执人服随旗色，并戎服。……凡世子仪仗同。」
及至清代，白泽旗再度成为皇帝和皇太子的专用仪仗编制，亲王及其世子的仪仗队中不再配置白泽旗。
《清史》志八十「舆服四·卤簿附」载：「世祖入关，一仍旧制。迨顺治三年以後，更定皇帝卤簿，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之别。大驾卤簿之制， ……肃静旗、金鼓旗、白泽旗各二……凡郊祀大典，万寿、元旦、冬至三大朝会及诸典礼皆用之。」； 「皇太子仪卫，清自康熙五十二年後不复建储，故国初虽有皇太子仪仗，几同虚设。乾隆六十年，以明年将行内禅……以册立皇太子典礼既不举行，其一切仪仗制造需时，亦毋庸另行备办。原定皇太子仪仗……白泽旗二……」
然而，虽然清代皇太子的仪仗里的确有白泽旗的编制，但由于清代自康熙五十二年后不复建储，所以国初虽有皇太子仪仗，之后却几同虚设。尽管乾隆六十年时曾因为准备内禅而议定过皇太子的依仗规格，但最终也没有落实，所以清代的白泽旗实际上只配置于皇帝仪仗。
二、仪服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