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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说,我给的条件虽然吸引人,苏联人也不是傻子,不见兔子他们是不会撒鹰的”张廷言收回视线转头看向赵中锴说道。
赵中凯面色凝重地说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不能把宝全部压在苏联人身上。”
抗日军中张廷言最信任的两个人,一个是冯沾海,另一个就是赵中锴,两人都是从南岭在一起跟随他到现在,相比令一位副参谋长郑添河,赵中锴在军事指挥经验上有所欠缺。
张廷言将他负责抗日军征兵和军校建设上,这两项事关抗日军的命脉上。
赵中锴本身也有着不错的军事指挥能力,外出担任一个师长都绰绰有余,张廷言也有意培养赵中锴的大局观,这次谈判他将赵中锴也带着。
“中锴,苏联远东司令官是嘉伦将军,以他的军事素养必然清楚日本只要想向北扩张,就一定会和苏联发生冲突,他们需要抗日军牵制日本”张廷言判断道。
他相信以加伦的远见,大概率会选择与抗日军合作,但决定权不在加伦手中,在莫斯科斯大林手中。
赵中锴对加伦有所耳闻,只隐约记得他曾是南方革命军的顾问,那也是数年以前的旧事了。
库涅兹佐夫乘车返回克山后,坐上火车回到哈尔滨,他立即给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和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去电。
当加伦收到库涅兹佐夫的电报时笑着调侃张廷言:“真是个有趣的小朋友。”
放下手中的电报,加伦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叠着垫在后脑勺上,回忆起8年前自己在中国南方的那段经历。
加伦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是苏联红军中战功赫赫的一名将领,也是荣膺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第一人。
1924年他化名加伦来广东支援中国革命,在他的推动下革命军兴办黄埔军校,又对革命军进行改编,建立党代表制度。
在后来北伐战争中加伦协助北伐军指定作战计划一举打垮吴佩孚、孙传芳,他更是多次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只可惜后来常凯申发动反革命政变,加伦才不得不化妆成水手离开中国。
回想起中国的这段经历嘉伦感慨万千,他认为中华民族和斯拉夫民族都是历经磨难的民族,这两个民族有着顽强的韧性。
他当初来中国是想帮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只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中国革命并未能向苏联革命那样蓬勃发展。
在离开中国的这些年,他担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哪怕南京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他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
29年时,他指挥部队击败企图通过战争收复中东铁路控制权的东北军,东北军给他的感觉是他们的士兵很勇敢,但不少军官尤其是高层他们指挥水平谈不上高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的表现令他感到失望,倒是突然冒出的这支抗日军却让他眼前一亮。
加伦复盘过抗日军与关东军的数次战役,他发现抗日军打得很聪明,他们总是能够扬长避短。
面对日军进攻他们并不是死板防守,在正面挡住日军进攻的同时侧面采取以攻代守的战术,这让加伦对抗日军指挥官充满好奇,后来他得知抗日军指挥官竟然是位20多岁的年轻人时,他希望有朝一日与张廷言见上一面。
加伦左手拿起电报仔细琢磨着这笔交易,右手轻轻敲打着桌面,抗日军想要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交换条件是帮助苏联夺取千岛群岛。
在中东铁路和千岛群岛中加伦毫不犹豫的会选千岛群岛,只是要看抗日军怎么帮助苏联夺回千岛群岛。
眼下抗日军面对日军的进攻自己都自身难保谈何击败日军,加伦甚至怀疑张廷言是不是在给苏联开空头支票,他想空手套白狼。
加伦认为苏联掌握着中东铁路部分路权,并不是好事,反而成为中苏之间的一根刺,时刻刺激着中方的神经。
控制东北的任何一方势力都会想方设法夺回中东铁路的路权,前有东北军,后有抗日军,只是相对于东北军鲁莽的战争行为,抗日军的手段更高明一些。
历史上日本人占领东北全境后,成立伪满洲国,中东铁路如同一根鱼刺般卡在日本人的喉咙里,让日本人颇为不爽,多次蓄意挑起事端,企图逼迫苏联放弃中东铁路路权。
后来苏联不堪烦扰于1935年将中东铁路北段以1亿4000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伪满洲国。
抗战胜利后,中东铁路改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直到1952年中国才完全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