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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摇旗抵达奉节后，对周培公的建议也极为赞成。和张长庚打了两仗被赶出钟祥后，郝摇旗和贺珍都很清楚他们的实力与武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而在郝摇旗和贺珍看来，邓名强大的原因主要就是策略得当，每次都能利用军事上的短暂优势谋求到巨大的利益，利用这种利益再进一步加强实力，依靠一支精干的部队和炸城法威胁张长庚等人就范。
邓名一直担心他和张长庚的协议会引起夔东众将的不满，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明军的约束，让他们扩展地盘受到了限制。而且邓名还向张长庚保证，若是夔东军试图攻击岳州、钟祥一线，川西明军会严守中立。上次路过武昌的时候，张长庚和邓名甚至还签订了一个补充条款，那就是如果岳州和钟祥遭到了夔东明军的攻击，邓名不但不能派遣部队，甚至不能提供运输和物资上的协助；作为回报，张长庚划出一片地给川西商人做仓库，用来储存川西越来越多的货物。
不过夔东将领对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并没有太大的不满，首先在郝摇旗和贺珍看来，这个协议对他们两个人的保护作用比约束作用要大，如果没有协议，那他们就得整天提防张长庚攻打襄阳甚至谷城，把他们两个赶回山里去。因为这个协议的关系，张长庚也对呼吁河南绿营支援自己没有多大兴趣——既然湖广总督都说物资吃紧，襄阳已经没有多少人，暂时不把收复襄阳当做首要任务，那么河南绿营当然不会自掏腰包来帮助张长庚收复失地。
岳州和钟祥一样，都是胡全才丢的，张长庚主政后收复了这两个地方，前者是武力从郝摇旗手里夺回，而后者是与李来亨协议收回的。李来亨当时因为兵力有限，加上人穷志短，自己把岳州贱卖给了张长庚，所以邓名签署了中立条约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现在手头阔起来了，李来亨有点后悔当初的交易，但加入委员会后，知道了邓名能够从武昌获得的利益后，已经算盘打得很熟练的李来亨自认为没有办法说服邓名毁约。权衡了一下能够从委员会中拿到的好处，比较了岳州的赋税后，李来亨暂时压下了对岳州的心思。现在李来亨计划利用邓名这个中立条约说事，让川西多补偿他一些，等自己的领地更稳固，实力更强大，能够单挑武昌后，李来亨再去琢磨如何吞下湖北自己的领地。
和李来亨一样，委员会成员对邓名的中立协议虽然没有太多的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拿这个做文章。这次刘体纯和郝摇旗都强调因为邓名的中立协议，所以影响到他们光复土地，而他们不能扩大领地就会导致实力受影响，再说他们“庞大”的兵力不能无所事事，因此去两江配合蒋国柱和张朝洗劫那些拥护清廷的缙绅就是一个必要的行动；更因为这是在邓名的中立协议下退而求其次的行动，所以川西对此是负有责任的，理应提供船只协助。
刘体纯表示，委员会的诸位成员都是有良心的好人，所以川西水师不会白跑，同样能够分到一份战利品。刘体纯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包括一向和李来亨、刘体纯他们不对劲的王光兴，都表示刘将军说得太好了——委员会成员人人有份，大家都要出兵，战利品分享，既然王光兴参与了，那也有他的一份，只有拒不参加委员会的袁宗第分不到东西。
不过任堂、穆谭和周开荒都不同意，前两者和夔东众将没有太深的交情，而后者因为袁宗第不在而且没有出兵的机会，所以拒绝起来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强制力，只是为了同盟内部沟通，简单的说，委员会的运行原则和菜市场也差不多，要你情我愿，不能强买强卖。
夔东军相对川西穷得利害，见有这么一大笔横财就恨不得立刻吞进肚子里去。可是穆谭等三人知道，邓名出兵江南一向很重视在百姓中的形象。蒋国柱肯定会把全部罪名都推给明军，以便维护自己的形象，为了向清廷申请免税多半还会竭力夸大战区的惨状。就算去的明军不打着邓名的旗号，但终归还是明军。川西明军掌握着长江航运的大部分利润，任堂他们都觉得此次获益并非很大，但是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提供水师就是一大笔开支，不过和明军的名声受损一比似乎都是小事了。
川西三位将领虽然是邓名的左膀右臂，但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决定战略方向的授权，邓名对他们三个人来说基本相当于恩主的地位，主公不在，哪个将领敢擅自决定政策？就算邓名再宽厚，再用人不疑，这种大忌他们还是不想犯的；再说，若是有明显好处或许还能考虑一下，比如主人不在，管家或许可以替他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份厚礼——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但不会给主人惹事，也不会让主人觉得管家不忠——而这次的江南之行利弊难辨，任堂等人都不想为了这么点利益而替邓名擅做主张。
任你千般计，我就是老主意。无论委员会怎么吹胡子瞪眼，一句“提督不在”就都搪塞过去了，想借川西水师一用那是门也没有。
无奈之下，刘体纯他们只好去找文安之仲裁。
因为岁数大了，文安之平时很少参与委员会的议事，听说夔东和川西的意见不合，文安之也不敢怠慢，立刻让刘体纯他们把事情的缘由细细道来。文安之知道自己的责任不轻，在听陈述之前就暗下决心，不管自己和邓名的关系一向多么好，也一定要做到不偏不倚，以维护委员会的团结，进而维护整个抗清联盟的团结。文安之深知邓名建立整个委员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为了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