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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后，看起来聊的都是大事，“谈笑有鸿儒”，不过也只是这个位面的横向比较罢了。尴尬的是，自己在新的时空也没做成什么事情。放到大局来看呢整个贸易部都没做成什么大事。
从数据上来看，殖民贸易部可以算是元老院最重要的部门了。虽然随着赋税改革的伸入，贸易利润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但是至今外贸收益依然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如果把企划院的物料收入都计算在内，那么殖民贸易部吹自己养活了元老院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在王恺看来：临高的贸易处在一个“被动的惬意”之中，没有什么进取心。很多早期的权宜之计，慢慢就变成了“成规”。毕竟组织贸易比起坐等商人们来进货更方便。
部里聚集了很多在旧时空有外贸工作经验的人，但是大家过去都是巨大齿轮上的微小零件，真要是让他们制定大政方针的话，大家乐于讨论，也止步于讨论，自己心里没底，还要迎接同事的白眼和愈演愈烈的含沙射影，借题发挥，所以没人去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现在他就要离开了。不过在离开之前，他有很多话不吐不快。这也算是他对本单位尽的最后一点责任。毕竟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殖民贸易部的每一条贸易航线和出口地市场，搜集者相关资料之后得出的结论。
这个结论对公司，或者对元老院来说都不够友好。拿出去说徒然遭人厌烦。但是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些问题拿出来，毕竟元老院还是需要进步的。
躺平固然舒适，但是作为元老还是得有一点追求的。王恺决定把这些年来观察很研究汇总成备忘录散发。
散发的范围，仅限殖民贸易部内部和与殖民贸易部有直接联系的两个部门：企划院、财金省，抄送给内阁的阁员们。
这篇大作是王恺拿出当年写论文的劲头，在工作空暇中写出来的。内容是对日贸易得失问题研究，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唤起殖民贸易部对现有外贸体系的改革。
在他的作品里，最关键的证据是两张表格，两者都是统计十七世纪的日本白银流出量。一个是旧时空历史资料，西方人的统计；另一个是海关、外情局、驻外商站在本位面的各个港口人工统计出来的。
和旧时空相比，元老院替代郑芝龙集团，建立了“东亚海面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如此的有效，使得整个经商环境较之旧时空有极大的改善。同时，元老院的存在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产品供应，所以日本白银流出量也变得稳定了，不像旧时空那样年份波动明显，从1632年开始，约每年四百万两，铸成澳洋的话，大概590万元。
590万的金额非常之大了，因为整个1635年元老院的财政收入不过2000万澳洋。这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强了。
这也是王恺最愤愤不平的一件事了，因为1635年为了两广征伐的计划，不但2000万花了个一干二净，实际还产生了400多万的赤字――这些赤字一部分由两广来的战利品中弥补，剩下的是以印钞票的方式来弥补的。
印钞票固然方便，但是后遗症却是需要长时间来消化的。何况1635只是一个开头，接下来各种扩大工业产能的建设，两广的行政治理……这些投入计算起来，大约没有三千万以上是过不去了。
“如果这笔钱能全我们手里多好！”王恺算出这个结果的时候不由乍舌，至少赤字没有这么大。而且有很多提案也能得到拨款。
钱虽然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但是只要有钱，全世界都是供应商。企划院时常感到匮乏的各种工业原料库存，说到最后还是因为没有钱。
元老院目前的很多困难和争论，说到底就是摊子太大，但是钱太少。在所有领域都存在着“缺钱—没办法扩产能—更加缺钱”的恶性循环。而无尽的行政治理投入和治安战把钱快速的吸走了
日本白银流失的这部分收益，虽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至少能弥补一部分缺口，让很多难以维系的项目运转起来――尤其是南洋公司目前准备开展的几个矿产项目
这些为了满足工业口需求制订种矿产开发计划，开发－回报的周期漫长，指望民间资金的长期投入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项目还是列入了财政的长期性拨款的预算表中。
如果财政收入不足，预算可想而知就会被缩减。毕竟现在是“先军”。而军费开支又是只有投入却没有回报的消耗。可以想见，1636年的两广的治安战会吞噬大量的军费。
日本贸易航线的问题，在他的多次强烈要求之下，已经逐步得到了修正，他现在更关心的，其实是整个贸易体系的积弊问题。
一是现在的“自由贸易体系”之下，产生了两个意外的反效果：白银流向了元老院的潜在对手和敌对势力；低了澳宋在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按照他委托外情局撰写的《日本贸易利润去向调查》的结论，在这条航线上产生的贸易利润中，元老院控制下的招商局只拿到了一半。还有一半被VOC、归化民海商和明国的走私商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