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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空的历史上,以冲、繁、疲、难给各州县定考语,是到清代才有的,不过显而易见,这种评估并不是某个人突发奇想的发明,在明末就有人想到这些也不足为奇。
南海县人口稠密,又是广东的经济、政治腹地,加上“冲、繁、疲、难”的特点,其管治幅度之大与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地当孔道,这个我能理解。”张枭右手的手指在桌子上轮流敲击,像是在弹琴,说道:“西江、北江都从本县流过,水网密布,支流无数。南海辖区北至花山,南至九江,直线距离超过百里;西接三水,东至广州城,商贸往来为广东之最,人乃万事之源,一人多就容易出事,特别是流动人口。只是这政务纷纭又怎么说?”
魏必福听到这個问题,明白这位新首长对政务不甚明了,便道:“明国规定,除了农忙时节,知县每月均要接受上峰宣讲,如皇帝圣谕、律法、道德劝谕,其后转告宣讲于各堡耆老,乃至民众;每月带领士子祭文庙、祭天地;本县文风盛极岭南,书院颇多,三年一届的乡试亦为知县之责,又占据广州半城,会试也需出力;养济院、节妇堂自不必说;本县又有西、北两江流经,自嘉靖以来,官窑滘、芦苞涌逐渐淤积,水患频繁,常需赈济以抚民心,如能兴修水利一二,便是大大的良宦;此外,还有缉拿盗匪,征收税赋,迎来送往”
张枭听着这一堆事情就觉得头大。明朝的官吏分置,只有官员和少数的“经制吏”才有财政供养的。整个县政府的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无薪的。而且明代的地方财政问题其实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县令责任即重,资源又很少。若是在临高这样的偏僻地方反倒日子要好过些,南海县这种“冲”“繁”之地,当个县令出息大,但是工作压力也大。故而又有“繁”“难”之说。
换到现在呢?元老院至少给他配备的编制人员比明朝多得多,也不需要他操心发工资的事情,再如道德劝谕、祭文庙、祭鬼神之类虚头八脑的事情也都免了。公务员培训和甄选现在有广州干部学校负责,地方治安有广东大区国民军撑着,征税有广州财税局牵头。缺点是跨部门的事情最容易推诿塞责,干好不容易,干坏了少不了背锅。至于迎来送往,现在百废待兴,元老院还没有官僚到明清两朝那种程度,设宴款待上级同事、带着官场酒肉朋友游山玩水的事情应该没多少。
剩下的教育、卫生、水利乃至发展地方经济,应该是他能做出成绩的地方,
不过,按照元老院的克难版现代政府的要求,这些任务的繁重程度也并不逊色。
果然是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张枭继续问,“久闻南海番禹是天下第一等的富庶之地。税赋亦不如苏、松、常、太为重,为何还多有拖欠呢?”
“首长想必也知道:官商勾结,规避商税;诡寄飞洒,豪强之地日多,纳税之民日少。”魏必福道。
张枭点点头,这几种方式他在临高也见识过,曾经是临高和海南税赋改革中出现的重点问题。
明末官商勾结十分严重,一些走私船只给官府交足了钱财,就可以放行进行海上贸易。反而那些正规的船只,倘若不交钱财,会被各种理由敲诈纳税。诡寄,是自耕农、小地主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具有免税特权的士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的一种方法。飞洒则是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长此以往,官员士绅们的腰包越来越鼓,国库里的银子却是一天比一天少。
“欠的税又怎么填补呢?”
魏必福道:“首长恐不知‘定弓虚税’。粤民之苦累,无过于南海之定弓。定弓之名唯南海独有。”
“哦?‘定弓虚税’又是怎么个说法?”张枭问。
“万历九年清丈南海田地,水冲崩陷,以隆庆六年本县一万五千四百余顷之额计丈,失额一千八百二十八顷。当时当事者不敢报失,不得已为取盈之计,遂以万历九年实丈田土,将八分三厘六毫认作一亩,每亩加虚税一分六厘四毫补丈失之数,此定弓之名所由来也。补足丈失之额,较于隆庆原额又多四百顷,计南海县加定弓虚税二千二百二十八顷,每岁派银七千七百八十余两,尽属无土之征,陆续抵补,尚未足额。迄今五十年来,民之赔纳虚税者三十万余金,南海之民力竭矣。”魏必福说罢,还不忘拖长了尾音,显得情真意切。
张枭冷笑道:“这里面名堂可真多,我看不止水冲崩陷这么简单,你们这些当官的怕是都没少拿好处吧?”
魏必福顿时紧张起来,心想自己才上任不到一年,刚刚吃上火锅唱着歌,髡贼就打过来了,哪贪得了多少银子啊。连本该得的“份例”都没到手。
正琢磨着该如何应对,张枭倒也没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问道:“负担如此之大,地方缙绅难道就没有意见么?”
“首长明鉴:此事县内缙绅百姓都有烦言。原南海县令黄熙胤和原广州府推官颜俊彦交好,二人曾经相议过此事,遂颜兄遂请命,恳照恩诏会典明例,请豁免定弓虚粮,以舒久酿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