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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首先这次的纸棉危机并不影响到供应，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只是一个原始粗糙的期货，囤积居奇不是一件事。建立国储当然是个有效调控市场秩序的手段。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有货源。如果货源刚够生产，还怎么储备。所以拓展棉花的货源比储存棉花当下重要的多。在有了稳定货源后面，市场上剩余的棉花的量能撑起来储备，才有国储可谈。现在南洋、印度、东北亚的运力都有限，这些地方严格意义上也没有形成后来的棉花专业种植，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是不可知数，也不存在稳定的棉花供应方，所以国储短期内很难成型。而且国储一旦建立，又是一个巨大的班子，在储存背后，必然还有巨额的损耗，还得建立起一整套的盘库查库制度－－恕我直言，元老院现在的国有粮食储备系统已经是力有未逮了。更不用说再增加一个棉花了。恐怕在棉花和很多大宗商品上，我们只能随行就市。毕竟17世纪没有大市场，也缺少规模规模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园和采矿业。”
任佑梓接着说道：“为什么啥都要国储？如果工厂直接和种植园签订长协或者远期合约这类的，市场上的波动应该几乎没影响。经济上升期，一些小企业倒了没啥影响，很快就会有人接盘了。如果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投机、套保的手段，那么还是要走正规期货合约的道路。实话说，就目前的情况，连期货市场都谈不上有多大的必须性。”
楚河补充道：“目前阶段要搞期货，主要方向还是应该以实物交割为目的的远期交易价格约定，而不是一步上期货交易市场――杠杠这东西一上六亲不认，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子。”
黎山和邹标被两人一番侃侃而谈完全给弄湖涂了，不过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具体的反驳。毕竟他们不是来辩论的。
“好吧，你们说了这么多。那具体怎么个不干预法呢？”
“首先是禁止纸棉交易。然后清查目前市场上的栈单。没有商铺实体或者根本不是花布行业的，纯粹属于虚开栈单的，这属于经济诈骗，按照经济诈骗处理。购买了这种栈单的属于受害人，罪犯抓到之后追赃，按比例退换金额。当然，全部退换是不大可能的，只能算是他们买了个教训。”
不用说，且不论罪犯能不能抓到，赃款想全额追还更是虚无缥缈的事情。黎山苦笑道：“这学费够贵的！”
“不贵怎么能算是教训呢？”任佑梓接着说道，“确实是花布行发出的栈单，不管最后的行情如何。他们都是最后的承兑主体。到期要他们承兑。兑不出来的，按破产处理。这个属于经济纠纷。按照相应的法条审理判决就是了。当然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机会，那就是和栈单持有人进行相关谈判，以一定的价格回收栈单－－这就看双方的具体谈得如何了。”
“最后也是一场空，”黎山继续道，“又是一笔学费。”
“这个自然，投机本来就有很大的风险。”楚河说道，“纸棉实际上既没有合规的发行主体，也没有保证交割的保证金制度，完全可以按诈骗来定。只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期货的问题，实际是整个公司治理制度，财经制度都严重的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问题。”
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很久了，此刻倒把他的话头引了出来。
“例如现在大搞的公司化登记。实际上引入当代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却没有相关的公司治理要求。表见代理问题、股东权益问题、善意第三人问题、股权交易问题。全是大坑。
“其实和纸棉本身没关系，主要是这里金融风险开始冒头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应该适时反思当前广州的公司化改革。
“现在的公司化改革，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财团法人宗教法人啥的，其实在当前时空是非常危险的改革。
“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会埋下巨大的风险。
“第一个是大量的商事主体法人化之后，尤其是“有限责任”的引入，那相配套的破产清算制度在哪里。多重持股之后，在没有完善的商事登记和数据积累的情况下，如何穿透股权，如何找到实际控制人。相关的洗钱、避税、违法乱纪的风险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官僚中如果搞起几层白手套，通过内幕交易或者干脆左手倒右手，公款改私利，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查证。都靠蒸包局搞内部调查么？
“第二个，是借贷风险在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时空里，如果有抵押还则罢了，那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搞贷款诈骗怎么办。
“第三个，是商事登记数据不可能互通，基本出了广州就查询不出来了。那商事签约的身份问题怎么办？表见代理问题怎么解决？你说认公章认签字，这东西在明朝等于可以随意复制，如何解决。古代做生意是认人的，现在法人化之后，你怎么认办事员怎么认客户经理？”